“在我们到达之前,再吻我一次。”
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下了车,付了车钱。布蕾蒂跨出车门,戴上她那顶帽子,朝我伸出手,走了出来。她的手有点颤抖。“喂,我的样子是不是很潦倒?”她拉下她那男士毡帽,走进了咖啡馆。在里面,有些人靠在吧台边,有些人坐在桌边,大部分都是刚才在跳舞俱乐部的那伙人。
“嘿!伙计们,”布蕾蒂说,“我要喝一杯。”
“嘿,布蕾蒂!布蕾蒂!”那个小个子希腊肖像画家叫道。他自称公爵,大家却都叫他芝芝。他走到布蕾蒂面前。“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好,芝芝。”布蕾蒂说。
“我想让你见个朋友,”芝芝说。这时,一个胖子走上来。“米皮波波勒斯伯爵,这是我的朋友阿什利夫人。”“您好啊!”布蕾蒂回道。
“我说,夫人您在巴黎过得还愉快吧?”米皮波波勒斯伯爵问道。他的表链上系着一颗麋鹿牙齿。“
非常愉快。”布蕾蒂说。
“巴黎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伯爵说,“但是,我猜你在伦敦也有很多社交活动吧。”
“嗯,是的,”布蕾蒂说,“非常之多。”
布雷多克斯坐在一张桌子边,向我喊话。“巴尔内斯,”他说,“来喝一杯吧。你带来的那个女孩和人家吵翻了。”
“吵什么?”
“老板女儿好像说了些不中听的话。好一阵争吵呢。你也知道,她也真够泼辣。掏出自己的黄卡[1],硬要老板女儿也拿出来。吵得好凶。”
“最后怎么收场的?”
“唉,最后有人把她送回家了。那姑娘长得也不坏。能说会道,言语泼辣。坐下喝一杯吧。”
“不了,”我说,“我得走了。看见科恩了吗?”
“他同弗朗西丝回家了。”布雷多克斯太太插话道。“可怜的家伙,他看起来真消沉。”布雷多克斯说。“谁说不是呢!”布雷多克斯太太说。
“我得走了,”我说,“晚安。”
我在吧台边同布蕾蒂道了声晚安。伯爵正在叫香槟。“这位先生同我们喝一杯如何?”他问道。
“不了,多谢。我得先行一步了。”
“真的走吗?”布蕾蒂问。
“是,”我说,“我头痛得厉害。”
“明天见一面?”
“来我办公室吧。”
“有点不便。”
“嗯,那我去哪里找你?”
“随意吧,五点左右,克利翁酒店见。”
“那在城市的另一边找个地方吧。”
“好的。五点客丽容酒店见。”
“别爽约啊!”我说。
“别担心,”布蕾蒂说,“我从未让你失望过,是吧?”
“有迈克的消息吗?”
“今天收到了他的信。”
“先生,再见。”伯爵说。
我出了咖啡馆,走上人行道,朝着圣米歇尔大道往前走,从洛东达咖啡馆摆在外面的餐桌经过,那里依然宾客如云,朝对面马路望过去,只见多姆咖啡馆也生意兴隆,餐桌都快摆到人行道边来了。坐在桌边的一人向我挥手,我没看清楚是谁,继续往前走。蒙帕纳斯大道则一片萧条。拉维妮餐厅大门紧闭。在丁香园咖啡馆门口,人们正将一张张桌子堆叠起来。我路过内伊雕像,它耸立在栗子树中间,树木刚抽出新叶,弧光灯射在雕像上。我看见一个枯萎的紫色花圈靠在一块石碑前。停下脚步,读着上面的文字:波拿巴主义者敬建,下面署着日期,我已不记得。内伊将军的雕像看起来威风八面,他穿着高筒靴,掩映在七叶树丛中,举起利剑。我的公寓就在对面街上,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走几步就到了。
门房的灯仍亮着,我敲了敲门,守门人将信件递给我。我向她道晚安,走上楼。一共有两封信,另外有几份报纸。一封是银行的对账单,上面写着余额2432。60美元。我拿出支票簿,扣除本月以来开出的四张支票,发现我还剩1832。60美元。我将这数字写在对账单的后面。另一封信是一张结婚请柬。阿洛伊修斯·柯比先生和夫人通告女儿凯瑟琳的婚事—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也不认识她要嫁的男子。他们一定是在通告全城。这名字很有意思。我敢说,我记得任何一个叫阿洛伊修斯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教徒的名字。请柬上印着一枚饰章。就像芝芝之于希腊公爵,还有那个伯爵。那伯爵非常有趣。布蕾蒂也有个头衔—阿什利夫人。去她的布蕾蒂。去你的阿什利夫人。
我拉亮了床头灯,关上瓦斯灯,推开那几扇大窗户。床离窗户很远,就这么开着窗,我脱去衣服,坐在床边。窗外开过一辆夜行的列车,奔跑在有轨电车的车道上,把蔬菜运到卖场去。每当夜不能寐之时,这响声是够让人心烦的。我一边脱着衣服,一边望着床边大衣橱镜子中的自己。法国人装修屋子总是要弄上这么个大衣橱装上镜子。
也很实用吧,我想。伤哪里不好,偏偏伤到这里。真是让人笑话。我穿上睡衣,钻进被窝。我拿了两份斗牛报,撕去封面。一份是橙色的,另一份是黄色的。因为两份报纸新闻定是大同小异,所以,不管我先读哪一份,都定会糟蹋另一份。《牛栏报》办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先挑了它看。我逐字逐句地读着那份报纸,连读者来信和斗牛专栏也没放过。我熄灭了床头灯。也许,我可以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