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亨利再次提起,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举家迁居了好几次。而科学家们发现他的思路非常混乱。采访他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马尔斯林·威尔逊(WilliamMarslenWilson)医生要十分费力才能理解亨利的故事。
“我明白了,”威尔逊随后说道,“这就对了,现在就明白多了。不断转学和搬家导致了记忆的混乱。”
“就从那里开始,”亨利继续说道,“我们从富兰克林大道(FranklinAvenue)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南考文垂(SouthCoventry)。我必须乘校车上学,校车停在我家门口,我是那天早晨最后一个上车的。校车带着我从南考文垂到了威利曼迪克(Willimantic),我想从我们家到威利曼迪克正好是5英里[1]。”
“那你……当时在上什么学校?”
“当时在上高中,温德姆高中(WindhamHigh)。”
“温德姆?”
“温德姆高中。”
“你还记得如何拼写‘温德姆’吗?”
“记得。W-I-N-D-H-A-M。"
“你在那里上到了几年级?”
“高二……嗯……高三的上半年。”
“为什么只读到高三上半年呢?”
“因为我们从南考文垂又回到了哈特福德,那时我就退学了。”
“哦。”
“在那之后……那之后,我们搬出了所住的……轻型客房(lighthousekeepingroom)……”
“灯塔管理间?[2]”
“是的。”
“呃,我不太明白这个灯塔管理间。你意思是你父母在灯塔上班?”
亨利的父母并不在灯塔工作。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工,母亲是一个家政人员,他们挣不了多少钱。他们家最初的一小笔存款,几乎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剩无几。“轻型客房”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一种简装出租屋的简称。亨利十几岁时,他的家人把家具都堆进仓库,住进一间轻型客房,当时哈特福德地区里里外外有许多这样的房子。
为了贴补家庭收入,亨利也做些兼职。他曾在电影院做过招待,在百货商店里的一个鞋店当过售货员,还在垃圾场回收过废金属。高中辍学后,他开始了职业培训,在大西洋城电机公司(ACEElectricMotors)[3]参加了电机绕线员的培训。其工作包括拆卸小型电机,检查电机各个零件的问题或缺陷,然后将铜线重新紧紧绕回电机的磁芯上。这是个有潜力的好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被迫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癫痫已经非常严重了。亨利第一次大发作是在他15岁生日的时候。他记得自己与父亲一同驾着车,但他不记得自己坐在前座还是后座了,他猜想是后座。因为当他开始抽搐并向前倾倒时,他父亲并没有注意到,还一直在开车。之后,亨利又一次发作,这次他摔倒在一个行人跟前,然后在人行道上醒来。亨利的癫痫发作越来越频繁。后来,他都能记起发作前自己在干什么,却不记得癫痫发作时的情形,后者在他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当癫痫发作时,他就会遁入遗忘。电机绕线工作需要仔细而严谨,尽管亨利并没有什么大病,但这看似不足为怪的发作足以使他的工作质量大打折扣,致使他从电线上剥下太多绝缘层,或是在重装电机时遗漏一些重要零件。
亨利最终回到了高中,在东哈特福德高中(EastHartfordHigh)入学,努力争取拿一个文凭。临毕业的时候,他的癫痫发作得太过频繁,以至于他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实验室里,他向威尔逊博士解释如果参加了毕业典礼,会导致的后果。
“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保护。”亨利说,“如果不出席我就不会出现攻击或其他不当行为,不会去叨扰到那里的毕业生和观众。”他解释说,即使是微小的发作也足以造成破坏。“你可能会晕过去。你本可以走过去拿走毕业证,本可以拿到毕业证就走,而不是停在那里,拿着毕业证就晕过去。”
“这是有点困难。”威尔逊说。
“是的,很困难。”亨利说。
高中毕业后,亨利找到了他记忆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厂(UnderwoodTypewriterfactory)的流水线上做工。而他的疾病,再一次成了问题。他在流水线的中段,工作是组装打字机的框架,他后面是另一个安装按键的工人。这个工作不需要电机绕线员那么高的技术,但有时候,当一个半成品打字机放在他面前等待组装时,他仍旧会突然变得僵硬而失神,眼神变得空洞,等他回过神来流水线已经绕到他身后了。
我最近在曾外祖母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个破烂的纸箱子,里面是一沓用线捆着的信。寄信人要么是我外祖父,要么是他的哥哥戈登(Gurdon),这些信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写给他们母亲的。大多数的信还在原封里,有几个信封上有我曾外祖母潦潦写下的几个字。有一些字是与信件内容有关的提示,比如“关于毕业”“我的生日”,但有的更像些简短评论,“这封信是戈登的,我要永远留着”“关于我们在树顶(Treetop)的那心爱的家”或“戈登寄来的一份漂亮的书信”。
通常,她只会给戈登寄来的信额外附上这些发自肺腑的小评注。而若是阅读信件本身,我们便很容易知道这是为何。戈登对母亲的爱意溢于言表,甚至几近诡谲。有一篇很典型,写于他上高中之后的几年,听信中的口气,他快要晋升部长了:
此刻我有着前所未有的感受,我们的心灵和灵魂相融合,打破了所有的距离和障碍,也忽然为我带来了全新的领悟。两个人之间什么样的爱能够将彼此带入那永恒国度,那片土地足以超越这小小地球上的一切时空。你一定要思念我,亲爱的妈妈,一定要在今晨为我祷告。正如我信中所写,你给予了我从未拥有的东西,那是一种我们绝不能分离的感觉,那将成为我最神圣的体验之一。
而我外祖父写的信则不尽相同。当然,两个儿子都同样地爱着并尊敬着他们的母亲,只是我外祖父写的信往往比较伤感,充满歉意。
“我亲爱的妈妈,”这封信写于他在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的最后一年,“我刚给爸爸写了四十几页的长信,但似乎通篇都是气馁的言辞,因此接着写给您。在重温您与父亲最近的信件后,我感到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我很抱歉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如此自私卑劣。我一直为钱的问题深深困扰,想试着用打工来缓解。”他列举了各种补充“津贴”的方法,比如兜售他从中国进口的珠宝,“我正一心扑在这些珠宝上,努力养活自己。”他写道,而后又加了一段,写下了诸多其成长中所获得的关照,“像您期望的那样,我将那辆劳斯莱斯原封不动还给了佩恩(Pen)。”在这封信的末尾,外祖父抛出了一通自怜和自嘲。“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无尽的妄自菲薄和轻率的自私令您失望了。我一直太过多虑而难以随心所欲。我如此爱您,也殷切思念您的慈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为自己对您的伤害深感抱歉——请原谅我。”
这封信中充斥着痛苦和不安,那一年里的其他信件也同样如此。在他的母亲39岁生日时,我外祖父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让所有的朋友见到我有个怎样的母亲——那样他们便会理解,纵使我没有成功,也并不是我母亲的过错。”
而其中原委很难知晓。多年来,人们与我聊及外祖父,会用到诸多形容,比如才华横溢却妄尊自大,干劲十足却不计后果。但没人提及他缺乏安全感。那个在信中自责的人,与我印象中的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迥然不同。而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写这些信的人还只是比尔·斯科维尔(BillScoville),一个来自费城的富家子,在大学里奋力拼搏,努力规划着未来蓝图。那时的他聪明、雄心勃勃,并且才华横溢。比如,那时的他善于动手,喜爱摆弄汽车,会将它们拆开后又复原,以此来洞悉它们如何内部运转。但他还不知道身负这些技能的自己想做什么。
在这个盒子最里面的地方,有一本泛黄的棕色套夹相册,埋在厚厚的信件下面。里面是一张我外祖父的照片。那时他大概两三岁,穿着一件20世纪初早期学步婴儿穿的连衫裙,用小手去够他父亲的手杖上面盘绕着的活响尾蛇的嘴(他父亲是个古怪的博学者,他集律师、儿童探险读物作家和业余博物学家于一身,曾养着各种毒蛇当宠物,直到被妻子制止)。看着这张照片,我因为一种明显的象征意味而感到有点惊讶,蛇与手杖似乎预示着外祖父对事业的最终选择。
正式写这些信件的那一年,外祖父搬回了费城,被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医学院录取,并正式投身于他的研究。
大约在1969年,在一项测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亨利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他的测试官。
“现在,”他说,“我想知道,我刚刚有不妥的言行吗?你知道,在这一刻,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清楚,但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正是我担忧的东西。我仿佛从梦中醒来。”
亨利常常这样描述他内心的状态:时常感到如梦初醒。有一个心理学术语用以描述这种感觉:半醒状态(hypnopomp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hypnos”(睡眠)和“pompe”(送出),这是一种常见的感觉,我们会体验到自己的思想驱散了梦境,将我们拉回现实。在亨利这个个案中,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
从此之后,亨利的梦境也像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成了科学探究的热门主题。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睡眠实验室,戴着传感器度过好几个晚上。每当他进入快速眼动睡眠(REMsleep)时,研究者都会摇醒他,然后问他梦到了什么。最终,研究者并未发表他们关于梦的研究,这部分原因是,没有人能判定亨利是否真的在做人们通常概念上的梦,或者说他是否有能力做梦。因为许多科学家认为,梦境是近期事件的记忆碎片拼缀而成的。不过还是有一些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其中谈到,他通常会说一些与他清醒时同样谈及的事情,比如与父母一同去佛罗里达旅游、在他家后院里射击或者同爸爸一起钓鱼,诸如此类的童年回忆。偶尔,亨利也会谈论童年时的少年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