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着凉席的水泥地上,81天搞起来。我真的很欣赏她,她面对工作的时候,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我做企业这么多年,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危机遇到过无数,有的时候跳楼的心都有。记忆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我建高尔夫球场,还有一次是我走出国门,结果因为语言不通,在外面损失了很多资金。那真是最难过最心痛的经历。赚钱多不容易啊,一下子损失几千万。这个时候,我怕夫人受不了,就开导她:不要上火,钱丢了咱们再赚。你想,女人啊,花钱买衣服都心疼,丢了上千万更心疼啊。这时候,作为男人就得开导她劝说她。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但男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城府。也有几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比如资金匮乏,投资失败,或者我想不开了,她又反过来给我做工作,像哄小孩一样哄我,使我平静下来,而且坚定了信心。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任运良: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彼此鼓励,互相支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不知道除了她,还有什么人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人们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对于我来说,我的背后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可以说是她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现在很多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两口子在一起办公?其实老板娘永远是管我的,这么多年,我单独出差不超过5次,都是和我太太一起走的。结婚这么多年,可以说,从内裤到外衣都是我给她选的。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有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的事业。
我和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跟我太太,是因为有感情而生活到一起,是因为有事业而加深了我们的感情。我对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做法,看不习惯。我是50年代的人,我太太比我更看不惯。在我的企业里,我的秘书都是男的,我太太的秘书都是女的。
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离婚,我很不赞成。我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离婚的思想呢?我认为就是教育的问题。一男一女见了面,尽谈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谈着谈着就没有可谈的了。为什么就不谈怎么创事业,怎么艰苦奋斗?当然现在社会上诱惑多,不是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我觉得这里有女人的责任,我没有变坏,因为我有一个好太太,但是别的女人未必像我太太那么善待自己的男人。我的太太在事业上是一个女强人,在生活中是个好媳妇,她对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妹妹都特别好。我们去过那么多国家,很多地方连最有名的名胜都没有去过,因为时间紧,但是每去一个地方,她都要给我母亲买一件衣服。无论在国外的行程安排得多紧张,她就是不给自己买东西,也会想着我的母亲。现在,我们事业发展得这么大,我夫人比以前更忙了,但是在我母亲把腿摔坏之后,她每天晚上还来陪我母亲打打扑克,现在时兴打麻将了,她又教我母亲学会打麻将。
以前,我在没有搞事业之前,并不觉得老婆有那么重要;在搞了事业,尤其有了钱之后,感觉老婆特别重要。而我事业的成功也就在这个地方。两口子天天打架事业不就完蛋了吗?
我现在最向往的生活,就是每天和我的夫人、老人、孩子在一起生活,吃饭。有的时候,和夫人聊到以后老了怎么办,我就说:“我离不开儿女。”我一共有3个孩子,1个女儿,2个儿子。女儿叫任小霞,30岁。长子任世峰,25岁。小儿子任世成,20岁。3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起的,大女儿和长子都在美国读书,女儿读金融,长子读企业管理。小儿子在日本读高尔夫。我给他们的定位都不一样,为将来企业接班做准备。我跟我太太说了,我老了以后,就给儿女们看孩子,跟孙子、外孙子在一起,我当一个班长,领他们玩。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一方面是因为有我夫人对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经常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她的责任。就像她当初对我的真诚一样,我要回报她,我要真诚地对她。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我最想为她做的事情就是为她尽到男人的责任,丈夫的责任,关心她,爱她,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没有其他的。
如果有人注意我企业的商标,就能了解我的这个心愿。我们的商标是一个高尔夫球,这个球很有味道,很有纪念意义。
球杆很抽象,像兰花花瓣,这是因为取用了我夫人名字中的一个“兰”字,意思是“让一朵兰花托起高尔夫球”,因为在企业里,我说了,她占有70%的功劳。我企业的旗子是3种颜色,红、黄、蓝。这是因为我喜欢红色,这是老传统,做生意的人红红火火。中间的黄色,代表我两个儿子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就是说要把事业继承下去,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中国的封建思想,其实是不对的。最后面的蓝色,还是为了表现我的夫人对事业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我希望将来我死掉之后,后人看到这朵“兰花”,看到我们企业旗子上的蓝色,也会像我这么去想。
我希望能给世人留下一个回忆,在这个企业中,曾经有一个杰出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传奇,她是我所有传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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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行:我们是患难夫妻
我的婚姻是富有戏剧性的。
我妻子和我恋爱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听说我家有历史问题,我又没有正式工作,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所以说,我们是患难夫妻。
1973年初,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叫她阿星,我们之间很快有了好感。但是她父亲不愿意她和我有更深的交往,所以经常在她来我家玩的时候派她妹妹来我家找她。这一点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哪个做父亲的愿意自己的女儿找一个腿脚有毛病、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家里还有“历史问题”的男人做丈夫呢?
有一次,阿星提前下班,偷偷地跑到我家来找我,当时我不在家。新津是个小地方,所以阿星的父亲很快就听人家说阿星上我家来了,就又让她妹妹来我家找她,阿星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家里穷得连个藏人的柜子都没有,情急之中她看见我家楼梯外面悬放着一个空的大木架,木架上放着几块木板、一个空箩筐和一些杂物。她凭着少女时练就的体操功底很轻松地翻到梯子外面,蹲在那块悬放的木板上,四弟刘永好则机灵地用箩筐罩住她,还把一些杂物堆在筐上。刚刚伪装好,她妹妹就进屋了。刘永好主动带着她妹妹房前屋后八方搜寻。直找得她妹妹失去耐心无功而返。这时母亲从房里走出来,看见四弟正拿开罩在阿星头上的箩筐,吓得目瞪口呆,因为那地方非常危险,摔下来咋办?
后来阿星和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连我都感到后怕。那几块木板本来就不结实,架个箩筐都是马马虎虎的,她要是摔下去可真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谈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
我们是真的患难夫妻,结婚的时候,连一个衣柜都买不起,用12块钱买了张床,我用5块钱买了点油漆刷了一下,加上从家里搬的一张写字台和一架我自己装的电视机就算结了婚。我们这种苦日子过了很多年,现在回忆起来,关于那段生活,是一种既温馨又含一点点辛酸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当时我是四川彭州师专的一名学生,每月只有国家给的几十元津贴。阿星在老家四川新津县的幼儿园里当老师,每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我们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可以想见我们的生活有多紧张。那是1979年的春节前几天,我们只剩下两块钱,所以我们就打算买点素菜过年算了。但是儿子吵着要吃肉,阿星不忍心,就让我去买一只鹅。鹅是农民自己拿到县城里来卖的,很便宜,好坏也是肉食。于是我就在赶场的时候买了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