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部分（第2页）

我对文学的爱好，也就是从这时萌发生芽的。

后来，听说邓老师回了湖南老家，我多次打听他老人家的地址，想把我最近几年出的书，给他邮寄几本，也算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回报方式！后来，打听的结果是，他老人家走了……我只能遥望千里，寄一丝哀思，并祝他老人家地下有灵。

上了中学，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至深。他老人家名叫赵三寨，系忻州城东街村人氏，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历史系，学业优异，留校做了助教，因与导师合写了一篇论文，被打成“右派”……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课时，好像政府刚刚给他*昭雪，这个时间好像是一九八零年左右。

虽说赵老师学的是历史，但他老人家对其它学科都有极其深厚的功底，尤其是对语文。记得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苏轼《赤壁怀古》时，讲着讲着，他竟然忘情地唱了起来，好像他老人家变成苏东坡似的，真是声情并茂，有声有色。

赵老师讲课还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讲课时，总是戴着一副口罩，好像是怕粉尘吸进他肚子里。每天早晨，我们跑操时，见他老人家在操场上慢悠悠地打太极拳，那个姿势，好叫人羡慕。

同学：雾里看花花更浓

十年寒窗，细算起来，所谓的同学真还不少。有来往的也就是那么几位，说到交情二字，自己天性孤独，不善群居，没有共同语言是一回事情，真正的原因还是自己嘴笨，舌头短。

就是这个原因，叫我吃尽苦头，尝遍人间酸甜苦辣，并且真正体会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痛苦。比如上学听老师讲课，老师讲完后自然要提问。自己会不会？会！可就是怕老师叫自己的名字，越是害怕，心情就越紧张，老师就愈要提问。原本会的，就因为自己紧张，往起一站，脑海里一片空白……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自己本来会，张开嘴巴就是没音。参加工作之后，只好有意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其中也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这是自己不善群居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家境贫穷，自以为低人一等，别人都比自己强，这也是自己不善交际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理说，小学五年，同学七八个；初中二年，同学有三四十个；五七农技校二年，又有三四十个同学；豆罗中学二年，同学就更多了，少说也有七八十个；忻县商业学校二年，同学也有四五十个。这样算下来，我一生的同学就有近二百人之多，天南海北，那儿的都有，真正能叫上名字的，也就是那么几十个。近几年保持联系的，也就是那么几位。在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有必要写一写他们，或许这也是想念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我对小学同学没什么印象。如有，也是一个村子的原故。名字尚能叫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年龄也知道个大概。说到情意，似乎可有可无。我想，其中原因，肯定与我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有关。那个想起来就心有余悸的年代，给我的印象并不美好。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表示我对那个年代不满，或者是对某些人有什么看法。天高云淡随风去，落花流水应有情。祖父生前对我说过这么二句话，当时自己年幼无知，不知道这二句话有什么含义，只知道“落花流水”这句成语，在过去那个年代还比较流行。当然，也不是什么赞美之词。

在白石村读初中时，对大多数同学还有印象。说到感情，应该有，也朦胧。

真正懂得爱，或者真正懂得恨，那是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那年是一九七五年。于男女之事，朦朦胧胧中也有些想法，尤其是偷看了异族兄长那封情书后，才知道汉语词汇里，还有一个词语叫“爱情”。

那年我十四岁。

在豆罗中学读书期间，又学到了一个词语叫嫉妒。教给我这个词语的同学，他与我同属一个地方。后来此人随我考入“大学”。后来此人分配到外地，据说还开了一个“水产品”批发部。话说至此，似乎有叙述这件事情原委的必要，以此来说明“嫉妒”二字的由来。

事情是这样的，此人数理化不好，怕我将来考试超过他老人家。于是，他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把我所有的数理化书全部偷走。这件事情发生后，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气愤。我连夜来到他村，住在一位亲戚家里。晚上来到他家时，他已经闻风而逃。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闻风而逃就说明他做贼心虚。这件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我如此旧事重提，一是有小看他老人家的意思，二来也说明自己实在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在豆罗中学读书期间，还有一位同学也有记叙的必要。他老人家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原因是他那学习方法与平常人有异。他喜欢安静，因此他白天睡觉，晚上起来看书学习。有一次，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在教室里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其它同学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正在宿舍里睡觉呢！他父亲那个心疼哟！

后来的结果是这样的，高考是在白天进行，那位同学已习惯晚上活动，结果是人家紧张地答卷，他却爬在桌子上睡着了。没考上的原因，自己也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在“小学”读书期间，一位与我算是同乡的同学，依靠某种关系，分配在一家大饭店里担任一把手。因内人户口尚在乡下，我和他老人家一说，他竟然满口答应：“这事包在我身上。户口和工作都没问题。”我心大安，同时也感到同学之友谊地久天长。一次，有位同学来传话，说那位同学春风得意、少年得子，异常兴奋，在太原“聚宾楼”摆了四五桌高档饭菜，请咱们去吃饭。当时一听，觉得真是一件喜事。后来又想，那饭总不能白吃呀？当时，我一月工资是四十一元，又因自己在财务室工作，临时挪用个钱并不是什么难事。和内人一商量，她的意思也和我一样：平时咱不能表现，这还不是个机会？然后从财务室借了三百元，吃了一顿饭，自以为有了意思，内人的事情有了眉目。

然而，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老人家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来推去，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由此看来，同学还是同学，事情就是事情。在我眼里，三百元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可在人家看来，似乎还“不够意思”。怎样才够意思呢？他老人家不说的同时，我就不会知道。

还有一位同学，他老人家是外地一位主要领导人物。二零零三年，我自费出了一本书。因是自费，书号费和印刷费加在一起，就是一大笔钱。按理说，二万来元钱，对于一个大老板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可对于我一个以写书卖书为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笔天文数字。人常说：出书名利双收，那是指手中有权的领导而言，对于一个手中无权名字后面又不带冒号的平凡人物，以此为生，可想其难。一位同学送我一个外号“文化乞丐”，我知道其中有讽刺的意思在内，但我还不能面对面地与他“PK”（北京城近年来的一句流行词，意为竞争，也有争辩的意思）。尽管如此，我还写书，我还卖书，因为自己不会别的。

话题回到前段开头，我给他老人家送去二百本书，一共是三千元。你要这个钱，我偏不给你，就叫你没脾气。此钱不要也罢。此位同学不提也罢。一提心里就来气，也就是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教我的脾气越来越坏。

还有一位，也是大学同学。他老人家在校时曾借我五角钱的菜票，结果是有借无还，连一句话也没有。按理讲，五角钱在当时那个社会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可对于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穷苦人来讲，那无疑是一斤鸡蛋的概念。由此可见我这个人是多么小气，又是多么不讲道理啊。

同学那么多，我应该记取人家的好处才对。比如在忻州市工商局担任领导干部的米金保，比如在《五台山》杂志社担任总编的张宝灯，比如在五寨县担任县长的郭泽兵，比如在山西省财政厅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