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之地耶克阿恰,我们遇到了斯马胡力的好朋友卡可汗。但是斯马胡力怎么会和卡可汗是好朋友呢?斯马胡力在南面戈壁滩上的阿克哈拉长大,卡可汗则是北面山脚下喀吾图小镇上的孩子。两地相距近三百公里,不晓得咋认识的。
卡可汗一家是我们在喀吾图的老邻居。我见到他妈妈时,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可对卡可汗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卡可汗用汉语大声说:“你是裁缝嘛,我知道的。你的妈妈是老裁缝,我也知道的!你不知道我吗?”
我便很有愧意。可再一问年龄——难怪呢,十年前的卡可汗还是个小学生呢。
现在的卡可汗红红的脸膛,肩背壮实有力,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相比之下,卡可汗的妈妈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仍然瘦削、精明、快乐。她长手长脚的,有着悬崖一样陡峭鲜明的面孔。她远远地一看到我就大声地问:“川乐在吗?川乐还好吗?”我大乐。
我的家乡在四川乐至县,我妈就给杂货店起名为“川乐门市部”,还请了哈校的一个老师写了音译的哈文牌匾。由于当地人的店铺都以店主的名字命名,于是喀吾图老乡们都称我妈为“川乐”。
在喀吾图时,总觉得卡可汗的妈妈是全镇最闲的一个妇人,她总是不停地出现在各个角落里,无论哪儿都能遇见她。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一拐弯就迎面遇到了。再走一会儿,再拐个弯,还会再遇到一次。
而这个女人到了山里,仍然很闲。每次去沙依横布拉克都能遇到她,每次去耶克阿恰也总会遇到。
现在才知道,原来她是双胞胎中的一个,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
我和卡可汗妈妈一见面就大力拥抱,左右亲吻。然后跟去她家喝茶,吃了非常新鲜的馕,还喝了酸奶。真幸福啊!馕瓤又软又白,外壳金黄酥香,酸奶里也被殷勤地加了许多白糖,甜滋滋的。
我平时总是“孩子”“孩子”地叫着斯马胡力,他一直为之不满。这会儿我趁机说:“卡可汗的妈妈嘛——我的朋友,卡可汗——你的朋友!所以嘛,你就和我的孩子一个样。”
他说:“豁切!”却无可奈何。
斯马胡力和卡可汗两人的见面也是快乐的。远远地,隔着一条河就开始打招呼。握了两遍手后,站在大路中间没完没了地寒暄,过往的行人和摩托车就只好绕着走。接下来,两人又相约一起去理发。
耶克阿恰可真不赖,居然还有理发店!
到了地方才知道,所谓理发店,其实只是一个会理发的姑娘开的杂货店。有人来理发了,就在商品间拾掇出一块空地,放一把凳子,即刻开理。人一走,就收了凳子,扫去碎发,继续卖粮油,卖土豆,卖烟卖酒卖零食。
斯马胡力和卡可汗付过钱(也是五块钱,和城里一样)后,那姑娘就打发两个小伙子自个儿去河边洗头,还大方地提供了一块肥皂和一把水瓢。
河离毡房区不远,又清又急。但那水是雪水,冰凉刺骨。两人脱了外套蹲在河边石头上,面对面地抹肥皂,又搓又揉,再操着瓢互相浇水,真令人同情。不过活该两人臭美,深山老林里还理什么发嘛。
洗完头,两人回到店里系上围裙,坐在几十袋面粉和一大堆洋葱、土豆间轮流等着理发。小姑娘架势相当专业,咔嚓咔嚓,毫不留情。看得我也想剪剪头发了,但又怕洗头。
理完发,小姑娘还提供了一面鸡蛋大小的圆镜子,两个小伙子捏着小镜子上照下照左照右照,满意极了。
理过发的两个小伙子,顿显精神又时髦,拎着马鞭在毡房和帐篷区东游西逛,最后拐进一家小店开了两瓶啤酒。我和卡西在旁边等着,一个劲儿地催他们赶紧喝。
卡西在小店柜台前站了很久,看看这,看看那,逐一问了价钱,最后终于掏出五毛钱买了小小一袋膨化食品。斯马胡力一看,也闹着要吃。卡西就往他手心倒了一些,他却立刻把这些膨化颗粒全泡进啤酒里,边喝酒边用舌头捞着吃。不可理解。
尽管是好朋友,斯马胡力吃零食时,可一点儿也没想到旁边的卡可汗。卡可汗冲我宽容地笑:“斯马胡力嘛,小孩子嘛。”
斯马胡力一声“豁切”,往卡可汗酒杯里也扔了一枚膨化酥。
大约老是自己喝,把我和卡西撂在一旁有些不好意思,斯马胡力便不停地问我要不要也来瓶啤酒。我板着脸说“不”。他又说:“可乐呢?”我还是“不”。他锲而不舍:“那么健力宝呢?汽水呢?娃哈哈呢?”岂有此理,娃哈哈明明是他自己的最爱。
两人一面慢吞吞地喝酒,一面兴致勃勃地聊天。我和卡西频频发牢骚。
这时,卡可汗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掏钱买了一包零食塞给我。真丢人,这把年纪了怎么能像小孩一样收取糖果礼物呢!况且还是一个小孩送的。我便坚定地拒绝,但他坚定地硬往我手里塞。我们两个礼让了半天,冷眼旁观的卡西不耐烦了,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去,撕开包装纸就吃。斯马胡力赶紧跟她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