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5部分（第2页）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

——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画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想来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

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才不伸呢，他就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不准打人！”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

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刘狱医跑去给“猫头鹰”和“狗熊”一人送了3支烟，又说，这两人是病号，再晒下去出人命怎么办。特务这才同意放人。

“跟小说写的不一样，饮水坑最终没挖成。”傅伯雍说。但从“饮水斗争”之后，特务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风时，特务点名，一间牢房出两人，到监狱外的小河沟里去挑水，大家的饮水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

绣红旗的到底是谁？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1964年，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

叫它“五星红旗”有些牵强：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这和真正的五星红旗实在对不上号。但是，除了“五星红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称呼它。

在人们印象中，绣红旗的是江姐她们，事实上却另有其人。

狱中联欢会上的“踢踏舞”之后，特务们被罗广斌气得没法子。再加副脚镣？没用的。他们干脆“打发”罗广斌“上大学”了。按照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警备部、二处等地是“小学”，渣滓洞是“中学”，白公馆则是“大学”（一说，渣滓洞、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大学）。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0月7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7天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听到了消息。在看守特务的监视下，他们激动地欢呼，但是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他们激动地拥抱，但下一个动作只能借势在地上连连打滚。

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

“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应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

这是从白公馆脱险的毛晓初的一段回忆。他曾与罗广斌一起关在平二室，又一起脱险，后来当过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说是绣，罗广斌他们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没有糨糊，就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

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直到解放后取出。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除了这面五星红旗，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还准备了好些建议，希望出狱后，还能为建设新中国出把力。然而此时，濒临灭亡的敌人狗急跳墙，正要实施最后的疯狂。零星的屠杀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