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时下马。铁道部随即下令撤销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研究所。一时间,参与地铁设计、施工的人们,风流云散。有人甚至传言:中央决定,地铁十年不上马。
对于那些为地铁花费将近10年心血的设计者们,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们一直不相信,地铁的建设真这样无疾而终了。下马的日子里,留守在地铁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始终没有停止研究工作。
从中苏关系恶化伊始,中方就着手自主设计地铁的准备。1963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北京地铁的设计工作没有丝毫停滞。大批归国留学生和我们自主培养的专门技术人才已经充实到地铁设计的第一线。地铁的设计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都断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但后来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说法。
中国的地铁人们,等待着重拾地铁梦的那一天。
经过几年调整,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好转。而此时,国际上却掀起了反华浪潮。1965年,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筹划的北京地铁。
1965年1月,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任命为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月15日,他与副组长万里、武竞天联名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2月4日,毛泽东对此直接作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时隔40余年,对于毛主席的批示,今天还健在的地铁人仍能流利地背出。
中国血统地铁(2)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
很多人回忆,那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一条写有“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典礼”的白字红底横幅挂在会场上。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这三条原则始终贯穿于地铁一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帅亲自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在现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影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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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神秘地进行(1)
1965年下半年,正在永定路附近十一学校上初中的徐金华发现,一向冷冷清清的西郊突然多了很多工人和汽车。他们分日夜轮班工作,连吃饭都在工地上。有时施工完,还会在工地上踢踢正步。
路中央宽大的绿化带上,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被拔掉。挖掘机开了进来。挖出的土,被一车一车运走。有一段时间,工地旁边甚至建起了一个小铁道,用专用的小火车运土。
“没人告诉那是在修地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徐金华至今想来,自己也觉得挺奇怪。但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对于正在身边进行的地铁工程,北京市民心照不宣。
“因为是战备工程,所以不可能宣传。”但是之前的很多舆论已经告诉大家,北京要修地铁了,修地铁是为了备战。
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由于是明挖,又没有做遮挡,上学路上徐金华随时都可以看到施工的进展。他看到铁道兵战士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施工。挖出的隧道也渐渐有了形状,从最初浅浅的沟渠,变成了一条宽十几米,深接近10米,放坡完整的梯形隧道。隧道挖好后,工人们又依照图纸依次完成了钢筋敷设,混凝土浇筑,以及铺贴玻璃布油毡防水层。
地铁工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地铁的设计方面出现过一个很大的纰漏,甚至险些延迟了开工。
在开工前的几个月,地铁一期工程的全部设计图纸已经完成。现在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梦恕,那时还是交通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下铁道专业硕士,王梦恕受邀参与审定地铁设计图纸。
审定过程中,王梦恕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没有考虑到贯通误差。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图纸进行施工,分别开工的两个乃至几个施工段,在最后连接的时候,断面位置可能错开。整个隧道将无法对接成一条直线。设计中,这个贯通误差本应在计算之内,但由于经验不足,少计算了将近20厘米。“可别小看这区区20厘米,如果不计算在内,就会造成隧道的宽度和高度不够,将来机车可能碰壁或碰设备。轨道也铺不上。”这一发现让所有参与设计的人大吃一惊。很多人立即提出质疑,不相信王梦恕的判断。
时隔多年,王梦恕对此深表理解,“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所有有关结构的3万多张图纸都要修改。对于奋战了好几年的技术人员来讲这是很残酷的”。但是,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王梦恕利用当时正在施工的前三门水渠做了一个实验。这个水渠的断面都是直线断面。他把这些断面做了一个投影,投到平面上,参与实验的技术人员很容易看到,投影相差了二三十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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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神秘地进行(2)
技术人员们终于认同了王梦恕的理论,并开始了紧张的改图工作。经过3个月的奋战,所有3万张图纸都改好了,原计划下半年开工没有耽误。“因为这个发现,局里专门奖励了我20元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起这段往事,已经是国家地下工程带头人的王梦恕仍自豪不已。
北京站到石景山22公里的路段,几乎同时分段开挖。
由于是战备工程,工程的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但对于工程本身敞口放坡开挖的施工方式,保密的难度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杨勇指出,保密工作既要严格,又不能搞得很神秘。
虽然,每一个路过的北京市民都能看到施工的进程,但是设计图纸、数据等核心资料,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
全程参与施工的张孟勋回忆,每个标段的施工技术人员只能得到各自的图纸,总图是看不到的。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则由专门的公安处负责。技术员领图纸需要严格登记,施工完毕后,无论图纸多么破旧都必须如数归还。“因为,即使看不到整个工程的总图,但懂行的人仍然可以按照单项数据推算出整个地铁工程的防护等级。”
即便这样小心,失密事件还是发生了。地铁工程局四处一队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实验段组织设计文件不见了。几天后这份文件又神秘地从邮局寄回。地铁工程局立刻在一队有关人员中进行调查。最后一名吴姓技术员终于承认,这份文件是他帮助印制后带回宿舍学习的。由于忘记文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组织上又查得厉害,他既不敢留下又不敢归还,只好通过邮局寄回。经过调查,这名技术员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也比较可靠,带回图纸的确是为了学习,于是没有深究。但是,这一失密事件对地铁工程领导小组震动很大。杨勇亲自批示,一定要加强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
这个看上去有点“马大哈”意味的失密事件,却使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上了一个等级。曾参与核心设计工作的王梦恕回忆,那时设计完毕,设计人员必须把自己的设计图纸和工作日记按页码如数上交。完整不缺页的资料还好说,那些零散缺页的资料都被他烧掉了。“缺页的资料交上去,我说不清楚呀!”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任何一点纰漏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高度。回想起这段往事,王梦恕说:“保密是应该的,但我们也搞得太紧张了。那么多数据资料都烧掉了,现在进行研究时,我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