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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谘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当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翙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大,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饱满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的了不得。

第十七章剿白狼(5)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邠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赵倜灵机一动,便悬赏重金购买尸身,把已死多日的尸身,重从土里挖出,砍下头来,送到北京去献功,结果他便荣任河南督军了。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练,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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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汉中道上(1)

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智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的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和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的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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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汉中道上(2)

第十八章汉中道上冯玉祥回忆录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到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以为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的。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结果的。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的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嘻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一至于此!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的。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正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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