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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到了上方山入口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沿河滩走进去，出现一条小路，走着走着，就全是鹅卵石了，推着车很难走。我们就把车存在山村的老乡家，继续沿河往山里走。不久，在河滩旁见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直径有十来米，那水是显得诡异的深蓝色。走到云水洞山脚下，见到有阶梯上山，阶梯很陡，大家又很累了，干脆我们就在河里洗澡，然后吃了些带来的干粮，又躺在大树荫下的石头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爬山到半山腰，只见山上有座寺庙，庙里却没有和尚，佛经扔得到处都是，拣起来看，里面画着很多佛教故事的画，看样子像有人来破过“四旧”。我们在庙里遇到几个管山的人，他们给指了路，我们就直奔云水洞而去。据管山的人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外国探险家进去考察过，其中有一个探险家就死在里面了。

云水洞口有一道天然的石屏风，绕过屏风只见那洞口还真的飘着薄薄的白云，洞口有一人多高，人一走过去那白云就散得无影无踪了。越往里边走，洞越窄，拐个弯儿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打开手电筒。一路往前走，来到一个很窄的岩缝，只能一人侧身钻进去。走了十来米，面前豁然开朗，是方圆一两亩的很高很大的黑色大厅，拿四节电池的手电筒往上照也很难见到顶。洞里回声很大，很渗人，四周全是黑色的石笋。以前可能有人拿火把照明，熏得到处黑黑的，手一扶石壁或钟乳石，就变成黑爪子了。据说，抗战的时候，这里曾住过很多躲避战乱的老百姓。想必他们当年都是点火把照明的。继续往前走，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很窄的小洞口，我们鱼贯摸索前行。又是豁然开朗，来到了另一个大厅。我们连续走过四五个大厅，最后走到一个长满钟乳石的坡，像个漏斗似的，坡面很湿滑，坡下面是一个只有人的腰围那么粗的小洞。我们看着觉得有点害怕，没人敢下去，就折回来了。后来听说，死去的外国探险家就是从那里下去回不来的。

出了云水洞，我们又去侯克平救人的地方。绕过山梁有个瀑布，走到瀑布上面的小潭，潭水很绿，潭的外延有水漫出跌下深渊，形成瀑布。水潭的边沿生着绿苔，很滑很滑的。据说有个女孩子就是从那儿滑下去的，她男朋友去拉她也被带下去了，最后都摔死了。侯克平为了救人从水潭边沿山崖连滚带爬地摔了下去，也受伤了……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3）

那三叠瀑布确实很漂亮，水很清澈，有三四十米高。可是，美景却往往潜伏着危险。也因为险，它才真的美。

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

1967年底，在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学校陆续有单位来招工。那时候，招工很看重家庭出身。可能是学校领导或者军管会去侨委调查过，我爸和我妈的问题好像都不成问题了。每个单位招工都有我的份。先是青海山丹军马场，后来是四川的一个生产汽车的三线军工厂。我当时挑了去军工厂。本来厂方安排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北京汽车厂培训两年。但厂方迟迟没有来接人，我们还是整天闲着没事干。

这时，王开平准备与其他学校的一帮同学去西双版纳了。他告诉我们，组织这批去西双版纳支边的同学是“四·四”派的。其中有几个65中的同学曾在大串联的时候去农业部和西双版纳考察过，知道国家准备在那里大量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而橡胶是当时国家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了能顺利成行，有几个同学还写了报告，趁着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守在主席台边，等周恩来总理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把报告递给了他。周总理在主席台上看了报告以后，当场批示后，就交给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去办。

有一天，王开平还带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去门头沟煤矿参加他们组织的下井劳动锻炼。我们也穿上工作服、带上头灯跟着师傅和同学们下到矿井，在掌子面挖煤、搬镏子。在两天的劳动里，我们和他们这帮同学也渐渐混熟了，尤其对大个儿（张承代）、仲永和、安仲凯和卢海南等人印象很好，觉得他们忠厚，诚恳。女同学也挺开朗、能干的，她们中有游恒、李楠、林力和鲍希平等。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男校。同院一起玩大的女孩，到这年纪也早就不说话了。而他们男女合校的男生能这么自在地和女生说话，真让我羡慕。

我正在等军工厂上班的通知时，曾在1966年跟我和王开平一起不参加考大学的曲折同学组织了北京第一批自发上山下乡的几十个红卫兵去内蒙古插队了。后来，北京又有第二批红卫兵去了黑龙江，好像有几百人呢。这天，王开平在班上对我们说，他们也准备动身去西双版纳了。我一时冲动就对他说：“其实我也挺想去的。”班里几个好朋友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围过来说：“鸽子，你去我们也去！”这样，我干脆不犹豫了，也就决定去了。而且跟我一起报名的这帮同学经过高中三年和“###”两年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永远不会整人的人，是可以不设防的人。我们班里一共去了5个，是王开平、刘安阳、李大明、邓维嘉和我。

本来1967年年底这批人就要去西双版纳的，但因昆明的两个造反派正在武斗，所以一直没能成行。也因为如此，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才能报上了名。

王开平知道我爸种过橡胶，而且在中侨委农场司工作，就带着65中的同学来我家，向我爸了解情况。我爸向他们讲了归国华侨在海南岛引种橡胶的历史，还讲了海南华侨农场实行包产奖励制度以后，农场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我爸讲得挺好的，但我爸没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决心去西双版纳，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迁户口了，后来他们不同意，却也没辙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送我们出发时，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哪派的都来送行。侨委大院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全家来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七手八脚地抬起来，抛向空中。大家还拍照留念，我走后他们把照片寄到西双版纳来了。我们当时离开北京可不像后来的知青下乡时那样哭哭啼啼的，这也许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都21岁了，而且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去，挺开心的。

火车开了以后，只有几个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学马上就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北京市委带队的干部还一个个点名，有几个是名单上没有，硬钻上来的，还得重新给他们登记。他们是曾塞外、赖万京、刘青等，还有一个女生叫张洪滨。

记得刚开始报名时，只有40多人，出发时就有55个了。我们这批“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大使的女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资本家、小业主的，也有母亲是当保姆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叫“国干子弟”。大家不论什么出身，都挺亲热的。我们分别来自20多个学校。我们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岁；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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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开赴西双版纳的火车到武汉的时候，当地一帮杀气腾腾的当地造反派要冲上车，他们与卢海南发生了肢体接触，就不依不饶地争执起来，火车迟迟开不了。经我们的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枪声不断。

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飘进窗外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