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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部分（第1页）

?9、23、33、34、43、61、83、骑1军，改编为第19、33、34、43、61等5个军。这样，部队番号确系减少了，但实际人数和应领军饷都增多了。以后阎说及此事，每每露出得意之色，认为是自己聪明的一着。

阎锡山由重庆飞回太原当晚，为尽快给蒋介石一个满意的答复，并按整编后的部队编制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取军饷，责令军务处在20天内上报一份5个军全部整编完竣的材料，并拟让返重庆的专机带交军政部。军务处长朱崇廉说：“你刚回来就带走编完的材料，这不叫军政部以为撒谎吗？”阎说，可说“我在重庆时就打电话要你们改编，你们现在就改编完了，那怎么说不过去呢？”又说：“我见何敬之，他说，要我们把军队改编好后，马上把全军人事，即军官佐属的任免升降报军政部，才能按新编制拨发经费，否则不行。这关系很大，限你二十天内把这件事办就。”这话一出把在场的各厅厅长、处长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愣住了。

阎锡山环视了一阵周围情况，觉察到大家都为军务处长为难，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手拄拐杖，在地上转了几圈，改用温和的口气问朱崇廉：“克坚（朱的号），你会不会造谣”，朱说：“造谣，哄人吗？造假的，那我会。鬼最难画，也最好画，因为没有一定的样子。既如此，不用二十天，十二天我也能办出去。”于是朱崇廉大作其假，带领手下和临时雇来的人，到绥署内的勤远楼，印了几万份履历表，刻了按新编制番号从军部到团部的各级印信，又照旧的军官名册填了几千个名章，进行公然伪造，除军、师、团长的姓名是经过一番研究，其他军官佐属的姓名、表格均为随意填写。闭门造车，自然速成，不几天就准备完全部材料，如期付邮发出。

不久，这些材料批回，“准予备案”。1945年12月底，8个军开始整编。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即新的安排和原来编造的配备是牛腿不对马胯的。推翻原案，更正官职，原来的编造就全暴露无遗，维持又如何向上交代？如何面对社会？阎锡山一筹莫展。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已看出他的骗局，也知道这是蒋介石何应钦同他开玩笑，但素有心计的阎锡山不怕这一套，他说：“这些东西真要同我开玩笑，闹别扭。就是这样，何敬之对我也是无可奈何的。至于蒋先生和我的关系，也只是那么一回事。不管怎样不会成个什么问题。”　他又在琢磨编个骗局。

二、巩固统治（5）

一个星期以后，阎锡山把军务处长朱崇廉叫到办公室，喜笑颜开地说：“推翻人事案的事，我有办法了。我说你写。”“我在重庆时，因为部队都在前线和*作战，目不暇接，不能把军队集结起来整编，所以我打电话给前方将领，要他们就地抽空着手整编，以加强作战力量。军官的配备，也是应付了当时需要，没有很好地考虑一切关系。这次权宜之计，业经上报在案。现在对共战事，已经和缓，暂可告一段落，大部军队可进入整休状态，如何重新考虑人事安排，以期进一步加强作战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经与各军、师长几次研究，大家认为必须再作较大的调整，乃能巩固军队的基础，建立成坚强的军队。为此请将前案全部撤销，准予照新拟安排分别任免。”　他又吩咐，再给有深交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和铨叙部长贾景德去信，说明缘由，请他们向有关方面疏通，准予更正。

经过两次编造和奋力争取，南京军政部才回批：“准如推翻前案，重作调整。”

这次整编从1946年1月始，到1946年6月终，花了半年时间，才将原有的8个军连同其他部队、地方保安团、爱乡团等197个团，改编为5个军（共15个师）、3个独立总队、5个炮兵营、1个野炮营、1个机枪团、1个工兵团、1个特务团、一个机甲队的国防军和45个保安团，各级军官佐属才有了真正安排。

国防军的系列是：第19军军长杨爱源，副军长于镇河，辖雷仰汤的暂编第37师，王乾之的暂编第40师，许鸿林的第68师；第33军军长赵承绶（后为沈瑞），副军长温怀光，辖韩步洲的暂编第38师（后为田尚志），陈震东的暂编第46师（后为卢鸿恩），沈瑞的第71师（后为韩春生）；第34军军长孙楚，副军长张翼，辖卫玉昆的暂编第44师，赵恭的暂编第45师（后为李熙泉），高倬之的第73师；第43军军长楚溪春，副军长孙福麟，辖贾宣宗的暂编第39师，赵世铃的暂编第49师，刘效曾的第70师；第61军军长王靖国，副军长梁培璜，辖娄福生的第66师，艾子谦的第72师，周建祉的第69师；第8总队队长赵瑞，第9总队队长杨诚，第10总队队长荆谊（后为晋树德，即日人井村）；5个炮兵营，归炮兵指挥处高斌指挥，战时每营附属一个军，野战炮兵营长马赓犀，重迫炮团长肖利锋；机枪团长宫子清；工兵司令程继宗；特务团长刘有泰；机甲队司令朱建业（即日人赤星），副司令韩文彬。各级军官均降级使用，原集团军总司令当了军长，军长当了师长，依此类推。保安司令部由阎锡山任司令，赵承绶任副司令，辖各县45个保安团。

为了保存实力，阎将编余军官共万人编成一个军官师，亲自领导督训。训毕分发各部，再将军队中军官调回训练，循环调训，以提高作战素质。最后由其中精选3000人，成立军官深造班，由检点参谋杨玉振兼任班主任，严格训练，作为“瞄准打、死不退”守碉部队骨干。

阎对集训团干部非常重视，每日亲自到团个别谈话。1945年12月31日，他对集训团干部讲：“（一）现代化军人必具的两大本领，第一要有肃伪技术，第二要有政治能力。（二）根绝欺压人民自杀的行为。以后下级犯罪，除本人应受应得之处分外，他的上三级，统应受连带的处分，以显示国有纪纲。”1945年元旦，他宣布本年为“奋斗年”，接着对在太原的全体官兵训话，他说：“（一）此次部队整编，大家决议各降一级。（二）部队在平时要补足粮弹，有了事不许说没吃的没子弹，更不许以此要挟上级而退却。（三）能保证自己不犯纪律，绝对保证部队不退却，才能胜任部队政工。”5月1日，阎再次对军事干部训练团干部讲话，要点是：“一、把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法原则，应用到战略战术战线上；二、把出其不意解释在战斗上，强调在战斗上；三、把握节短势险。”6月14日，在出席铁军周会上讲：“一、服从命令，贯彻命令；二、毁坏武器的军人应以敌人论罪；三、武器不好不报告应以通敌论罪；四、指挥自己的部队要有本领；五；指挥别人的部队要有德性；六、铁军同志一定不作‘事作完错作成，有了权卖了命’的同志；七、取得兵心，取得民心；八、认清责任，抓紧机会，完成任务。”

二、巩固统治（6）

从阎锡山这些行为和言论，不难看出，他孤注一掷要进行内战了。

强推“兵农合一”

“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在抗战后期偏安于晋西南时试行的一种行政制度，抗战胜利后，他计划全面推行。

1945年12月，他对“兵农”二字作了新解释。他说：“兵农合一的‘农’包括社会上的农、工、商、矿而言。‘兵’字是包括常备兵、国民兵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人而言。”　他又说：“其内容，以兵农合一为纲，而以编兵农互助小组，划分份地及平均粮石（即粮银）为目，连环运用，缺一不可。不编组，则兵源路塞，而潜逃相生，浸无归责之人。不互助，则常备兵无优待，而顾虑家庭，情绪难安。编组互助，而不划分份地，则国民兵优待无所出，生活无保障。且常备兵入营后，所遗耕地，乏人耕种，恐有荒芜之虑；划分份地，而不平均粮石，则划分无标准，负担难公道，而国民兵所得，偏枯不平，国家征实，亦感困难。是三者，连接实施，相生相成，故用弥彰。”

兵农合一的实施办法也较抗战时期有所变化。一、编组：兵农互助小组由3人改为6人，1人当常备兵，5人领种份地当国民兵。除兵农互助小组以外，又有兵矿、兵工、兵商、兵艺、兵运、兵磨、兵林、兵牧等互助小组。常备兵从18岁到22岁壮丁中抽拔。国民兵每人出优待粮3石，棉花5斤，共粮15石，棉花25斤，以粮6石6斗、棉花15斤给常备兵，以粮8石4斗、棉花10斤，优待常备兵家属。在营士兵不发饷，在厂工人不发工资。平时常备兵在营服役1年，转入工厂工作2年，战时仍为在营服役3年。国民兵一律按年龄、地区分别编队，加以军事训练和管理。二、份地：每份地按各地肥瘠不同情形，以足够两个人耕种为标准。此项土地，是公家出租金，向地主租回，分配给国民兵。其租金是以地主向来对国家纳赋额为标准，土地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归国家。每份地纯收益20石改为能养8口人为计算标准。粮食份地以外，又增加果树份地、芦苇份地、柳条份地，都按够两个农工培植为划分标准。国民兵领得的份地，私自转租或调换，都要夺田。三、均粮：按土地正产量，评定土地等级，并参照《土地法》地租不得超过正产量的规定，作为领份地人一切负担之标准，拟定各等地粮石累进标准表，作为均粮尺度，以定各等级地粮额。

阎锡山提出“兵农合一”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兵源缺乏和粮食困难问题；然而后来经过他的弘扬，竟成为他得意的学说“成果”和用来统治人民的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加以强力推行。

为了强推“兵农合一”制度，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下达指示和进行演说，拼命地鼓吹“兵农合一”理论。说什么“这种制度，即是使兵农合一，耕战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的一种最合理的革命制度。”“兵农合一制度，可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社会无争讼之民，可以不需刑法，能达成社会之理想。”“兵农合一是人类幸福的聚宝盆，无论哪一个人也能得到好处。”

阎锡山说实行“兵农合一”有“七好和四没有”。七好是：第一，当常备兵能够得到优待粮棉，安定了家庭的生活；第二，领地种的人只要好好地种，份地永远给他种，是有了够两个人种，剔不了的一份大家产；第三，均定粮银，做到负担公道；第四，儿孙越多，领的地越多，就把光景积大了；第五，不好好种地的，就实行夺田，不怕子弟学坏；第六，人人劳动，人人生产，老弱残废实行工作救护，食粮救济，做到生活平等；第七，教育机会均等，专门大学是公费升学，人人的儿子有升专门大学的机会。四没有是：没有穷人，没坏人，没愚人，没闲人。　阎还说什么“兵农合一之实施，已做到打仗人多，种地人多，并将国防问题与土地问题，并为一谈而处理，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熔为一炉而解决。”“对内消除阶级斗争于无形，对外防止国际侵略于未然。”适情合理的达到礼运所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　想看书来

二、巩固统治（7）

在阎锡山的笔下，兵农合一成为分配上的唯一真理；成为包治社会百病的“良方”；兵农合一制度下的社会成为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人间“天堂”，世上“乐园”。阎锡山说：“就真理说，一件事只有一个真理，所以说真理为唯一的，就分配上说，必须劳享合一，才是唯一真理。”　他说他的“兵农合一”贯彻了“劳享合一”的原则，于是便是“唯一”的“真理”了。它超过了一切学说，其中包括他提出的“物产证券”学说。“物产证券，对医治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确实是副良药，但在兵农合一社会制度下，根本无此病了，所以说成了无病之药。”　他说：“兵农合一就是三*义的耕者有其田，最和平，最彻底。”“兵农合一是走向大同社会的不二法门。”“其他各种主义主张学派政论政策，都是得失参半，对错维均”，唯“兵农合一俱利无损地解决了社会问题，都是全对的。”　甚至认为兵农合一补救了*主义的不足，*“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个安慰。”　在这里，阎锡山又把“兵农合一”说成是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把“兵农合一”描绘成世界上一种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尽管阎锡山把“兵农合一”吹得天花地乱坠，完美无瑕，但其继续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本质仍然从字里行间暴露出来。阎锡山说，“兵农合一”要消除剥削，使人人幸福，个个平等”。但在实行份地后，土地所有权仍归地主所有，而且按规定仍需向地主交纳地租。阎锡山明确宣布“兵农合一”并“不是实行土地村公有，地是谁的还是谁的，由国民兵出租种地，公家担保租子必须照缴”。由此可见，“兵农合一”在字面上来说也比“土地村公有”口号倒退了。实行“兵农合一”后，农民的实际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所交田赋及村摊粮等约占耕作小组产量30％；地租按粮银正额向地主交纳约占5％；种子肥料等一切铺垫开支，约占10％；互助小组交常备兵每年小麦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约占10％，这几项总起来，占60％以上，农民所余不到40％。

阎锡山说实行“兵农合一”，“对内消除阶级斗争于无形”。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要消除阶级斗争必须消除产生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中国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即地主土地私有制。不废除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又如何消除阶级斗争呢？因此，他就想着提出一套自己的土地政策出来，抵制*的土地政策。他说“至解决土地问题尤为清除不平、防止毒祸之釜底抽薪之彻底办法。土地私有为赤化农村之导火线，为摧毁国家之爆炸弹。此皆中外人士所公认者。故欲防止赤化非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不可”。但他的阶级立场却使他不能提出一套正确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他只能用一种改良的口号，对地主实行某种限制的办法来阻挡*革命运动的发展。

阎锡山又把“兵农合一”说成是一种新思想。其实，“兵农合一”思想只不过是中国周代的所谓“井田制”和唐代的“府兵制”的改版。中国周代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中国全部土地归周王室所有。周天子把田地连同土地上的“民”分封给大贵族作“封地”，或赏赐给臣下作“采邑”。全国的土地和臣民在名义上都属于周天子所有。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封的各诸侯在其封国内也同样按分封制的原则对卿大夫分封。周天子和诸侯等贵族直接掌握的土地称为“公田”、“大田”、“甫田”、“藉田”。当时田地的基本单位是“田”。“井田制”是中国周代奴隶制下的一种土地制度。“府兵制”则是中国隋唐时代实行的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按唐朝规定，平民20岁服役，60岁免役。唐太宗时，全国设置军府634个。平时，府兵在驻地从事农业生产，冬季进行军事训练。按规定，他们要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与戍边。担任府兵的免除租调，但戍边与出征作战，除重兵器（甲、弩、矛等）和战马外，要自备一般武器（弓、矢等）、粮食、衣装等。阎锡山十分推崇“井田制”和“府兵制”。他称“井田制”为“历史上之至宝”，“是古代土地公有的合理制度”。“是兵农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