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
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
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
钝而“口将言而喂嚅”。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
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
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
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
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
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
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
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
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
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
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
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
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
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
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
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
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
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
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
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
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
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
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
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
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
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
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
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