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