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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道，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高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县城人口一万人不到，五条千米商贸大道全部开张只能是有场无市的结局，城建拆迁重建资金更是无法落实，而在这个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小县城建十个亿元企业更是异想天开。县长办公会上，黄以恒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天良说：“这是大跃进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黄以恒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马坝乡已经接近亿元了，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用五年时间还没有四分之一能赶上现在的马坝吗？同志们再想一想，五条商贸大道建成后，筑巢引凤，两年免税，三年减税，提供优惠政策，乡镇和外地的商贩们还不来吗，可以提前发售商铺，将资金先拿过来建设，这叫借船下海借鸡下蛋。十个亿元企业，我们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许多新项目在等待开发，我们到省里跑资金，到银行去贷资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错过了机会，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的重托。说句心里话，干不出成绩来，我们这届政府对上对下对自己都交待不过去。老郑，你说呢？”

黄以恒在郑天良任副县长后，改称郑天良“老郑”，以前称“郑书记”，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是对郑天良没有提拔的一种安慰，现在则没有必要了。郑天良将没抽完的烟按进烟缸里，烟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紧凑了起来，他说：“作为讨论意见，我发表的是个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过前，要找专家权威充分论证，我们除了热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专业论证的无知和盲目。”

其他几位副县长都说，黄以恒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是我县未来五年方向性的发展规划，他们都很圆滑地说：“专家对规划的论证是可以的，局部的细节在专家指导下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整体的发展框架不应该有什么变动。”

黄以恒听到其他副县长的态度和立场基本比较鲜明，也就很民主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七五规划还在讨论过程中，你的一些意见还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走弯路和多交学费。有些问题，私下我再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样？”

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