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