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做过去的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不像大周这样具有人力上的猛烈需求。以农耕为根本的政权只会竭力压制人员流动,直到土地兼并摧毁农村的根基;而以内陆为根本的政权,则承担不起人员流动的成本。
大周在这上头,却具备太多的优势。大周与南朝宋国稳定的关系,足以保证商贸上的利益持续扩张;大周在海上的多年经营,足以用最低的成本连接高丽与中原各地。
何况高丽本身也是海贸的重要一环,从礼成港去往天津、登莱等地,都有稳定可靠的航线。
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商行上书左右司和群牧所提议,说东北内地产出的巨量物资在辽阳府汇集后,可以不必全数通过陆路转运到天津。其中相当部分直接由澄州或复州入海,或抵山东,或在高丽礼成港中转,然后就可以直接投入到往宋国和倭国的商路中去。这样一来,光是节约时间上头,就能带来三成利益上浮。
当时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原因是要扩建港口和道路,得大量招募人手。大周百姓这两年过了点安生日子,眼界和胃口都强似以前。招募的百姓从抵达的第一天就得包吃包住,一万人吃穿住用加工钱和赏赐,一年得至少二十万贯。
倒不是承担不起,只是大周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谈北方大量驻军的开销,朝廷参股的许多新建工场和新开辟的商路还没有形成利润之前,也是沉重的负担。
大周朝的体制不同于历朝历代,谁也没有经验。郭宁在这几年里,其实已经犯了扩张太快太猛的毛病,以至于整个军政集团就像一头濒临发狂的巨兽,扯着辔头都拉不住。好在这一下,麻烦被暂时解决了。
原先因为从礼成港来的利益已经足够喂饱崔忠献一党,所以高丽国出于稳定自身政局的需要,不愿意看到自家被过于深入地捆绑进海上商路,一直抵触扩张礼成港的规模,更不消说开放高丽国的其它港口了。
但在崔忠献一党被摧毁后,他们积累的许多财富落入大周朝廷掌控,足以缓解财政的困窘。而原本阻拦在高丽和中原之间的薄薄堤坝既然消失,堤坝里头的高丽人和堤坝外头的汉商都会汹涌出入,谁也不能阻止。
那么,复州和澄州的港口建设所需可以鼓动一批商贾主动投献来解决。至于高丽的礼成港如何扩张,好不容易回到开城的新任国王和群臣们一定会很积极。
高丽国的普通百姓长期生活困顿,不仅响应招募的积极性高,而且吃得少,干得多。按照常理,本地土着流出务工以后,处在陌生的环境,没了过去的人脉和名头,就算心里想法再多,也只能伏低做小,老老实实地按着大周朝的规矩做事。这样的人只消有十几万填充到各处船队、码头和工场,收益便立竿见影。
而在高丽,大量壮丁流出之后形成的空白,又很适合汉商在一张白纸上尽情作画。高丽再怎么贫瘠,也是海东大国,三千里江山之内,足够供人翻腾了。
在此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坐镇高丽的尹昌做什么。
有实力踏足海上,有胆量到处伸手的商行,哪一家背后没站着军队的实权将校?这种商行软硬手段全都齐备,尹昌只要发挥他和高丽君臣间的中介职责就行,并不必事事插手。
尹昌如果够聪明的话,自己也该明白。他在高丽后继的任务,是替皇帝扯人辔头,或者说,维持餐桌秩序的。
“我看这文书,是十五日前的落款。这么快就送到中都,尹昌的信使应当和我前后脚进城?这阵子海上没有,路上怕是花了大力气。”
“是,使者乘坐走马舡入海,沿途以人力划桨加速。横穿老铁山水道抵达天津以后,又骑乘驿站快马赶到中都,陛下在宫中的时候,文书到得这里。另外……”
书吏汇报的语速稍微一缓,郭宁便问:“左右司和录事司的禀报呢?”
书吏连忙奉上已然捧在手中的另两份文书:“这两家的禀报到的更早些,陛下请看。”
大周在高丽的布置,不仅尹昌临时带去的这点人手。在尹昌发动之前,左右司和录事司也都在汉商乃至开城伏有若干暗子。此番事成叙功,少不了他们连续数年推波助澜的功劳。而朝廷也需要藉着他们的眼睛,眺望海东的任何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