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莫斯科有条街（第2页）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你是记得萨沙的。

不到廿岁的萨沙，纯洁而正直，对社会主义建国充满理想和抱负，理所当然，他是共青团的优秀忠贞青年。正由于他的理想和抱负，他批评了一个以政治意识挂帅的老师，又在学校壁报上作了首打油诗，他被开除了学籍，从此变成一名“思想有问题”的政治嫌犯，莫名其妙地被逮捕，莫名其妙地被监禁，终而流放西伯利亚。

瑞巴可夫所创造的萨沙其实是他自己，还有三十年代阿贝特街上那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斯大林掌权之后，白色恐怖无声无臭地钻进了人们温暖的被褥里。无忧无虑的惨绿少年开始在半夜里失踪。忠贞的老党员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为“人民的敌人”。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像萨沙那样微小的个人一个一个被抹掉了，像小虫一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有多少像萨沙那样被抹掉的个人？你听历史学者说，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八的短短四年之间，八百万苏联公民被逮捕，罪名都是“反革命”、“叛乱”。至少有五十万人被枪毙。

你也听波兰人说，苏联征了一万多名波兰壮丁到苏联去，这些人一去不回。大战后在卡定河边有人发现浅埋的万人冢。苏联政府说是德军干的，卡定河边的老村民却说：

“骗鬼！我在德国人打进来以前就知道那儿有个万人冢。”

七十八岁的瑞巴可夫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身历万劫的我却不死——我活下来，就是要为那枉死的人见证复仇。”

他复仇的宝剑只是一支笔。在一个百般禁忌、人人耳语的社会里，你发现，连小说也活得狂然，发高烧似的狂热。八八年二月，精装本的《阿贝特儿女》上市之后两天内售空：五十万本。没买到书的人只好到黑市去买，一本两百美元，大概是一个工人的月薪。到八八年年底，书已经印了两百五十万本。

反扑

你明白这些人不是为自己买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就像阿贝特街头驻足听诗的人不是在观赏一场风雅的表演。听诗，是给禁锢的心灵松绑的片刻；读瑞巴可夫的小说，是给心灵疗伤吧？那曾经跋涉到西伯利亚千里寻夫的妻子，那半夜里眼看着儿子被逮走的母亲，那接到通知往监狱领尸的父亲，几十年来小心谨慎地活着，几十年来那欲流的泪不曾流出、淤积的血不曾放出。瑞巴可夫的宝剑划开了伤口，让泪水和着血水倾泻出来；他的小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人生吧！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