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