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吗?夜里,我就常常做噩梦,我说不清是否在梦境里,我总觉得我的前世就是一只狼,而我的下世或许还要变成只狼的。醒过来就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我已经和老婆一星期不做爱了,甚至睡觉在一张床上,各人睡各人的被窝,我就铺了舅舅送我的那张狼皮。可有几个晚上,我是被老婆摇醒的,醒过来就一身大汗,老婆问我怎么啦?老婆说,她已经睡着了,听见我在大声喘气,睁眼看时,我的身子一半已在床外,半个身子横亘在床沿,双手紧抓着床头,似乎和什么人在争挤作斗,双目闭着却说:我就不走,就不走!老婆的话使我隐约回想到梦里好像和一只狼争着床上的狼皮,似乎又不是和狼在争狼皮,反正那个狼或是人在使劲要推我下去,我又在使劲地要占领。
“是吗?”我说,“我做噩梦了?”
我不愿意把什么都说给她,但我确实地感到了恐惧。我开始给我的朋友们讲故事,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讲了五丰用摩托车驮了猪去配种,我当然略去了狼的内容,只是说有一个叫五丰的人,家里养了一头母猪,母猪夜里哼哼不得安宁,五丰就想这猪是发情了,该拉到配种站配种了。五丰家没有架子车,又嫌赶着猪去费时间,他有一辆旧摩托车,就把猪放在后座上,这母猪是能坐在后座上的,但母猪坐在后座上成什么体统,五丰便把一件雨衣披在母猪身上,像坐着一个人似的,就鹰了配种站。配种回来,母猪是安宁了三夜,第四夜又哼哼不停,天一放明又照旧打扮驮去配种,回来竟安宁了一夜就再次哼哼得烦人,五丰说,不哼哼了,明早再给你配去!天明起来去猪圈拉猪,母猪却不见了,回头一看,母猪已披好了雨衣早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了。你想想,母猪坐在摩托车上披了雨衣是什么样子,身子胖胖的,脚小小的。
第二个故事,我讲的是生龙寨老头讲过的故事:老头是老革命了,陕北人,说话时鼻音很重的,有那么一种嗡声,老头说,第一天,敌人给我上老虎凳,我甚也没说。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子水,我甚也没说。
第三天,敌人给我钉竹签,把我的指甲盖儿一片一片都拔了,我还是甚都没说。第四天,敌人给我送来了个大美人,我把甚都说了。第五天,我还想说些甚呀,敌人把我就杀死了。
“有意思吧”我对我的朋友说,“你过后慢慢琢磨就有意思了!”“这你已经说过五遍了,伙计,”朋友说:“屁放三遍都没味呢!”但我感觉我也已经死了。
死了的我其实还在活着,三个月后,省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再一次背着相机去采访了,真是巧,在代表们居住的宾馆过道上,又遇见了商州行署专员,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舅舅成了人狼了。
“人狼,人有变狼的?”
“外国有个这样的报道,”专员说,“我以前看那个报道,以为是一种杜撰的奇闻,没想到你舅舅他们真成了人狼!他们当然是人,但有了狼的习性,样子也慢慢有了狼的特征,尤其是你舅舅。”“舅舅是怎么变的?”
“我听说他是不起性的,但后来发了胖,长得像个大熊猫了,只说他是个大熊猫一样的人了,却突然嘴里的牙长长出来,开始不大穿裤子,用一个竹筒套了自己的生殖器,那竹筒又拿绳儿系了,翘得老高,再后来,就慢慢地是人狼了。这可能是被狼咬过之后所患的一种疾病吧,如被疯狗咬过人就患狂犬病一样,但除过你舅舅他们并不都是被狼咬过的呀!”“他们?”
“雄耳川的人都成这样了。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地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那里是人都不敢去了。”“怎么会有这事?”我说,“我那舅舅被你们怎么处理了?”
“念他以前的功劳,收缴了猎枪,关闭了十五天。”“那一定是舅舅想不通疯了,而雄耳川的人为舅舅抱不平也疯了。”“有法就要依法呀!就是发疯也不一定会疯成狼的样子?他们脸上却开始长毛了,不是胡子,是毛,从耳朵下一直到下巴都是毛茸茸的。雄耳川现在成了商州的恐惧,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你不能去把他们全抓起来,或者枪毙了他们吧,政府正考虑是否要封锁了那里,作为一个禁区。”“我明白了。”“你明白了?”
“商州需要这样一个禁区。”“你说什么?”
我转过了头从过道走开去,走到了楼梯口,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专员莫名其妙我的突然走开,他还在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怎么走了?去他的,没有狼了,却有了人狼了!”我径直地从楼梯上跑下去,口中喃喃自语:商州再也用不着投放新的狼种了。
商州,我曾经写了多少关于商州的美丽的故事,而被国内国外众多的读者知道了商州。商州这个名字其实是古代对这块地方的称谓,我第一次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防止当地人在我的故事里对号入座,但商州被外界广为知晓之后,州城也随之更名为商州市。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欣慰和自豪的。当然,商州对于我的回报也是相当的丰厚,我的知名度扩大,全地区的党政领导和普通老百姓把我当作他们的一张名片,甚至曾在一次地区社火芯子比赛活动中,我被作为一台芯子的题材涩和那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的情节一起有着造型而抬着招摇过市。据说,扮演我的是一个三岁的孩子,高高地捆扎在铁架上,外边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一叠写着《商州的故事》的书的模型。孩子因为是从清早就捆扎在了铁架上,又游行了半天,尿憋得难受就哭起来,他的母亲一直跟着芯子跑,不住地喊:“不敢哭,你是子明,你不是毛毛了,哭了人要笑话的!”孩子是不哭了,但尿却尿下来,一直尿湿了呢子大衣又淋湿了芯子台。也有过许多外地的读者读过了我写的商州的故事,心向往之,不远千里自费去商州旅游,旅游之后来到省城寻到了我,说我骗了他们:商州哪里是富饶美丽呀,不就是穷山恶水吗?我说,你们缺乏感情,天下哪儿有不认为自己的母亲伟大的儿子呢?话是这般说,我并不后悔我对商州的歌颂,这或许是一种基因也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报告着商州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我在商州为拍摄狼的照片的前前后后过程,我回省城后却没有写一个字,甚至缄口不提。现在雄耳川出现了人狼事变,又该是多么大的事,全省的报纸、广播、电视上都没有报道,专员告诉我后,我竟也不愿对任何人轻意提说。这实在是一件悲哀又羞耻的事,它不能不使我大受刺激,因为产生这样的后果我是参与者之一啊,憋住不说可以挨过一天,再挨过一天,巨大的压力终于让我快要崩溃了,我于是在家关了门窗,悄悄告诉了与我有隔阂的老婆。老婆也是恐惧万分,我发现她常常偷偷地观察我,她一定在心里也怀疑上了我有什么变异,虽然没有说破,又表现了对我的亲热,其亲热的程度似乎比我们闹矛盾以前还要好,可我就在第三天下班回来,发现不见了舅舅送我的那张狼皮。
那一天,是商州的施德主任来单位找我,他人枯瘦得如了干柴,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他说他是拿了一张报纸上两层楼坐下歇二十分钟,七层楼整整爬了近两小时。他衰弱成这样令我惊骇,问他怎么到省城了,是工作调动了吗?他说是送黄专家到精神病院来的。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原本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舅舅的事,但我什么也不说了。下班回到家里,我就没见了狼皮。
“狼皮呢?”我问我的老婆。
“我把它埋掉了。”她说。
“你怎么把它埋掉了?!”“你觉得引狼入室好吗?”
“你是不是看着我也要成人狼了?”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泪水满面,说:“你不是的,你不是的!”“可我需要狼!”我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她立即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又极快关了门窗,不愿让外人听见。但我还是呐喊道:“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
1999年9月8日草完初稿
2000年1月9日修完第二稿
2000年3月2日改毕第三稿
2000年3月24日改毕第四稿
后记
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写完了《高老庄》,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这一部《怀念狼》,还在写《高老庄》时就谋划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两千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是人间天堂。
想到了一位画家,是西方的莫兰迪,有文章说他几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面对了几个罐子作画,画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检点起我在《高老庄》写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这样的试验能不能产生预想的结果,我暂且不知,但写作中使我产生了快慰却是真的。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画家贾克梅第是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一九二五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了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怀念狼》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
在《高老庄》的后记里,我主要谈了作品之中文字之外的写作人传达出的精神,现在我们十分看重它。当今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诚然关注社会和现实不一定只写现实生活题材,而即使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二十世纪末,或许二十一世纪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这种探索应建立于新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汉语文学有着它的民族性,即独特于西方人的思维和美学。诚然美国及西方的文化风靡,或许有一日全球统一化,但这一日对于中国来说毕竟不是短的日子。
《怀念狼》彻底不是了我以前写熟了的题材,写法上也有了改变,我估计它会让一些人读着不适应,或者说兴趣不大。可它必须是我要写的一部书。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
新的世纪里,文坛毕竟是更年轻的作家的舞台,我老了,可我并不感觉过气。《怀念狼》是我新千年里的第一本书,在即将脱稿的时候,到处是庆典的活动,有记者来采访,需要我谈谈感想,我并未因逢上了两千年而欢喜若狂,我说,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吧。写完了《怀念狼》,下来肯定又得去充电去谋划去写作了,只祈望着在以后的岁月里,杂事少些,疾病少些,自在多些。
2000年1月16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