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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李正书记没有摆任何客观原因，也没有说一个“难”字，明确表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开班，马上就开班。”

如春书记回过头来对我说：“山前这边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自己搞。下一段时间你重点到林西，协助他们尽早把速成班办起来。”

第三天，林西的全日制扫盲班终于办起来了。两个集体大队一动，全民各分场就没有理由再拖后腿，都先后办起了业余夜校。这样，一个上下总动员，以多种形式办学的扫盲高潮就此形成。

扫盲速成班的浩大声势也促进了普及教育的发展。老师们上门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复学的时候，多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说词：“你们的父母都要上扫盲班学文化，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呢？”原来对子女上学不太重视的家长，思想上也绷紧了催子女上学的弦：“现在不读书，将来长大了还要扫盲，多丢人！”

经过一个冬季的努力，通过县教育局的严格验收，南山垦殖场终于如期实现了“无盲场”的既定目标，并得到县政府的颁证认可。而普及教育几乎没有碰到任何阻力就实现了“双百”；函授教育也取得显著效果。我本人的业务水平就是在这段时间大有长进的。

从此，我仿佛成了全场教育工作的总管。凡学校方面的事情，党委不找别人，只找我。我感到有些越位，但又无法回避。时间长了，难免招惹麻烦，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第十章珍惜无价之二丁翔、黄涛和我

一九八一年，中心小学一位五年级的班主任随夫进了县城，这样小学毕业班就缺了一个班主任。丁干事立即去场部找分管文教的齐春鸿副场长要老师，而且是要能胜任毕业班管理和教学的骨干教师。齐场长一贯很支持学校工作，当即对丁干事说：“在全场老师中挑选，你要谁就调谁。”

丁干事说：“现有科任教师中找不到合适人选。”

齐场长又表态：“那就在全场干部职工中选择，你选谁就调谁。”

丁干事又摇着头说：“全场干部职工中也找不到这种人。”

全场教师中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全场几千干部职工中也没有能教小学五年级的人。齐场长为难了，说：“那你说怎么办？”

丁干事更为难地说：“我更没办法，还是请场部考虑解决……。”丁干事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齐场长能怎么办呢？他分管的事情那么多，总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被你这一个问题占了吧。要解决，你丁干事也得提个初步意见，场部才好统筹考虑作出决断。可丁干事只说要人，就是不说要谁，把个难题扔给场里。丁干事就这样隔三茬五地找领导，一次次地把球踢给齐场长。还特别强调因无得力班主任，这个班已经乱得很糟糕了，再拖下去就不可收拾……。

其实我早就看出了端倪，丁干事对这种事情，一惯独有他的深谋远虑。

丁翔身兼文教干事和中小学校长三职，如果真正要干事，他一个人怎能忙得过来？于是，他早就在小学委托了一个人为他负责，此人姓黄名涛。可黄涛在小学负责几年，丁干事一直不给他申报任命，把个黄涛馋得心急火燎，牢骚满腹。但又不敢当面得罪丁翔——总不能自己到场部去要任命书吧？事情最后还得靠他。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黄涛一直没领到“校长”职照，也不能全怪丁干事。因为总场领导根本就看不上黄涛，就是丁翔给他申报了，也不一定能批下来。但批不批是党委的事，你丁翔从不给人家上报，也实在是有点不近人情。

现在又有我在全场跑腿，丁翔只要屁股端坐在中学，就可以“干事不出门，能知全场事。”但是令丁干事始料不及的是，我一上来，就小开局面，被党委看重，相对地让他感到了一种冷落，进而觉得我的存在对他是一种威胁。他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便为此而动起了脑筋。

那位未领职照的小学校长黄涛更是寝食难安，担心我的露脸有可能会让他的校长梦烟消云散。现在小学缺一位把关老师，丁干事与黄“校长”两人很快达成共识，把金成拿下来置之股掌，这是消除隐患的最佳时机。于是，那段时间，两人轮番向齐场长施压，逼齐场长赶快调得力老师来。其实就是要逼齐场长点名要我下班。

齐场长不是糊涂人。如果说稍早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明白丁干事的意思。但随着丁黄二人找他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的那点花花肠子岂能瞒得了齐场长？当时我的工作刚刚上路，全场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办，难以脱身；再说齐场长是我的老同学，前年把我从下面调到场部教办来，他肯定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他怎么会轻易点名把我放下去呢？在丁、黄二人的步步紧逼下，齐场长有些心烦。然而，严肃、认真、稳重、民主是他一惯的工作作风。他从不以势压人、给下级难堪。此时，尽管他对丁、黄二人的纠缠有些不悦，但他仍不失作为一级领导的大度，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要么把教办的琚老师调过去？”

他们又把头摇得象货朗鼓似地说：“不行，不行，琚老师是中学下来的，怎么能教小学呢？”齐场长真是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几次对我提及此事，只是话到关头，欲言又止。面对丁翔、黄涛二人的车轮战，齐场长确实为难了。有一次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老金，五年级这个班主任问题不能再拖了，你看该怎么办？”

我说：“丁翔是文教干事，又是中小学校长，应由他提出解决办法，我不好越俎代疱。”

我知道齐场长的难处，有时也想给他解围，说：“找不到人就我去吧。”但是我故装糊涂，也把“球”踢了回去。我知道丁翔他们最终是要点我的名的，但他们不直说，我就是不开口。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别有用心的算计。我不能自己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反让他们落个冠冕堂皇。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学期。一九八二年春节，丁干事回老家（他家不在场里）过年，临走时，他约黄涛正月某天去他家办点什么事。黄涛按时赴约，及时返场。黄涛回来的第二天，学校一位老师请酒。我、黄涛还有齐场长都在桌上。酒过三巡黄涛又提起毕业班老师的事，齐场长有点冒火地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嘛。”

黄涛当着我的面，终于说出了他们在心里憋了许久的话：“这次我去丁翔家，他交待我说，这个五年级班主任只有老金最合适。”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齐场长总不上他们的当，就是不亲点“金成”两个字，逼得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在这最后时刻亮出底牌。

可黄涛也非等闲之辈，他利用酒桌上的机会，当着我的面对齐场长直说这是丁干事委托他说的。既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又当面别腥，开脱了自己。这一组双簧式的特写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二位仁兄台上相互利用台下互相踢脚的微妙关系。齐场长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考虑考虑。我就象没听见似的，只顾喝水（我是不喝酒的）。尽管我知道事情已是板上钉钉，但毕竟上级还未发话，我要等着最后一道程序。

第二天，齐场长终于招我到场部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只有请你出马了。”

我说：“场长发了话，我服从安排。”当天我就下到了班上。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班。学生敢当着老师的面砸烂教室的窗玻璃，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难听的语言辱骂女老师，敢在课堂上任意地胡作非为……

那天，我走进教室，开始上第一节课。只见教室里一片混乱，尖叫声、口哨声、说笑声、打闹声，无奇不有。我不批评，也不发火，只是站在讲台上，等待着，等待着……。我的目光扫视着教室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听着他们吵，看着他们疯，发现最混的，注意最狂的……。

有的学生玩着玩着，笑着笑着，说着说着，偶尔睨视老师一眼。大概是他们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发现老师的目光是严峻的，表情是严肃的；也许他们还摸不透新来的班主任的深浅与好歹；也许是玩腻了，闹够了……。他们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一些，那种粗野的狂劲也好象收敛了一些。

我抓住时机，开始讲话。我说：“同学们，你们玩够了吗？”有几个小声说玩够了，也有一两个说没玩够。我稳住情绪继续说：“玩够了的同学听我讲课，没玩够的同学下了课再玩，好吗？”

接着，我开始讲课，可不到五分钟，就觉得后排情况异常。几个女同学不时地抿嘴偷笑，三四个男同学把头埋到了课桌底下。我走过去一看，那几个埋着头的同学全都用墨汁涂得满脸漆黑。我极力保持平静，不让烈性发作，走回到讲台前，用一种不卑不亢不恼不怒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看来你们班是个出人材的班。我来你们班之前，就知道你们班……等很多同学都是读书的人材，他们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将来定有出息。啊，对了，我现在当了你们的班主任，应改口说我们班了。据我所知，我们班还有文艺人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坐在后排的那几位同学，一定是文艺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就是喜欢唱歌演戏的，唱歌演戏就要在脸上着色画妆。现在这几位同学已经画好了妆，一定是想给大家表演节目。我也是文艺爱好者，大家看过我的表演吗？”

说到我的表演，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兴奋，异口同声地说：“看过。”

我接着说：“我那时演的大多是反面人物。我不会画妆，每次都画得很难看，还不如他们几个同学画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