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推恩令来说,贾谊的《治安策》确实是有不完善的地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裂诸侯国之后,那些力量并没有被朝廷掌控,这确实是有不止之处!但是你说的自相矛盾指的是?”大靖王朝的钟天,对于李鸿运所说的自相矛盾有些不理解!
看到有人有不解的地方,李鸿运当即解释说道:
“也是我没说清楚,最开始的时候,贾谊在《治安策》中强调‘疏者必危,亲者必乱’,也就是说,在贾谊看来,诸侯王叛乱是不分亲属远近的!但是除了‘众建诸侯’之外,贾谊还向文帝提出了另一个策略——以亲制疏,即扩大与文帝血缘关系近的诸侯王的势力,用以制约那些关系疏远的诸侯王。
比如梁怀王死后无子,按照惯例封国应该撤销,但是贾谊却建议立刘武为梁王,并扩大梁国封地!使梁国成为了诸侯中最强!
文帝最终也采纳了贾谊的这一建议,这刘武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汉景帝的弟弟,在七国之乱中,和汉将周亚夫一起平定了七国之乱!
但是梁王刘武虽然为平定七国之乱做出了贡献,但是其势力也越来越大,骄横跋扈,最后甚至想要继承景帝的皇位,差点酿成霍乱!
这便是贾谊政策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疏者必危,亲者必乱,众建诸侯的人是他,提出以亲制疏又立诸侯王的人也是他!”
当李鸿运将贾谊政策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说完之后,
除了大魏太子安逸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表示认可!对此李鸿运也是饶有兴趣,想听听这些皇帝们的看法!
大夏皇帝林远率先发言:“在我看来,这种前后带有矛盾之处的措施,并非是施政者的无知,相反,越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地方,就越是证明,是当时的形势,让贾谊和汉文帝,除了这样做,没有别的好办法!”
“既然你我都能看出贾谊策略的前后矛盾之处,贾谊和汉文帝极大地可能也是知道的,那么汉文帝还是实施了这样的策略,就说明这个“以亲制疏”在当时,有实施的必要性!至于说梁王刘武之后的谋夺皇位也好,引发战乱也罢,这在汉文帝施政呢过的时候,并不是最迫切需要注意的地方!”大燕皇帝周峰接着说道。
“寡人也认为,施政虽然讲究要看的长远,但是当下问题,但是当前的问题,有可能让你顾及不了长远的利益!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七国之乱是梁王和汉景帝一同平定的,既然梁王在此处起到了作用,这就说明了贾谊的这一策略,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
至于之后的梁王作乱,那都不是当务之急!所以你觉得贾谊前后矛盾,但是结合之后发生的七国之乱,寡人倒是觉得这是贾谊高瞻远瞩的地方!”卫国国君李康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靖王朝钟天也跟着说道:“虽然政策上是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这两个策略朕也觉得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后者很可能只是应付诸国的无奈之举,毕竟一劳永逸与操之过急,有时候也只是在一念之间!况且你也觉得推恩令比削藩策高明,晁错的削藩策相比而言,不应该是更加直接,更加一劳永逸么?”
当一众皇帝们都发完言,李鸿运也开始审视起自己观点,特别是钟天最后的几句话,一劳永逸和操之过急,两者在行为上来说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就是因为结果的不同,而导致了这两个词汇的不一样,谁都想一劳永逸,但是一劳永逸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会超出想象的高,稍有不慎,便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而在华夏古老的政治当中,一直都是稳字当头,以稳为先,只有大局可控,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变革,而一旦操之过急,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往往结果会变得更糟糕
正如钟天所说,如果从一劳永逸的角度来讲,削藩策明显是最直接的!但是削藩策会引发动荡,也是事实。
那么“以亲制疏”极有可能,也是出于当时局势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
“受教了!诸位!这一点倒是我不曾想过的,只是看到了政策的前后矛盾,而忽略了其他,有可能你们所说的才是对的!”
大燕皇帝周峰:“不管对与不对,有所思考即可,依你所讲,也就是说这汉朝的削藩,其实从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想来也是有趣,从藩王变成皇帝之后,削藩便已经开始!哈哈!”
“毕竟老话说的好,屁股决定脑袋!”平平无奇李鸿运。
“哦?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哈哈!”
当周峰看到李鸿运“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后,当场又是给李鸿运来了一个打赏!
这也让李鸿运知道了周峰的性格,只要自己的话语能够让其觉得有益、有趣,那就不吝赏赐——红包大大滴!
收了红包之后的李鸿运,打起字来更有劲了!
“确实如燕帝所讲那般,汉文帝在继承皇位之后,就从地方阵营,转变到了中央朝廷这边,从藩王到皇帝,地方藩王的弯弯绕绕,文帝也都一清二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削藩,但是总的来说,对于削藩的态度,那也是十分明确的!
到了景帝时期,西汉王朝第二位极力主张削藩的大臣登场!这便是晁错,晁错是景帝时期的宠臣,早在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身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就深受景帝的宠信,并且多次向文帝和时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议,但文帝那个时候并未采纳晁错的建议。
而景帝即位之后,深知诸侯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于是很快提拔主张削藩的晁错做了内史、御史大夫。景帝对晁错极其宠信,晁错权势日重,
相比文帝而言,景帝的削藩来得更快也更加直接,景帝二年,便开始根据晁错提出《削藩策》进行削藩,并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也就是说,在景帝看来,削藩越早,祸害越小;削藩越晚,祸害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