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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周恩来说：“我知道。”在北平军调处时，周恩来与郑介民打过交道。他问起郑庭笈的家庭情况，因为他已经听说一些：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说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后，决定留下来。1954年，她回到北京。但作为战犯的妻子她难以得到工作，于是他提出和郑离婚。郑庭笈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点，周恩来转身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在当时的情景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不过是顺嘴说说而已，一个大国总理哪会留心这点小事？可是当他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一时语塞。几十年之后，郑庭笈每当忆及此事，总是掩饰不住感激：“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后来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周恩来关照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成了这对夫妻的再度结合。所以，郑庭笈总对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这样漫谈了一阵以后，周恩来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说：“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接着，他分别就立场、观点、工作和生活、前途等四个问题作了讲解。周恩来最后说，你们也不要把现在的一切都看得那么好。北京的巷子里还有很多矮小房屋。全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几十年。精神面貌也不一致，有的人进步比较慢。我希望你们：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是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功德林阳光（8）

邱行湘是大家公推的记录员，他一边听，笔一边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这份记录日后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

周恩来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该吃晚餐了，就问工作人员：“预备晚餐了吗？”

工作人员说：“没有预备。”

周恩来歉意地说：“以后再说吧。”

杜聿明等向周恩来和各位师长鞠躬告别，离开了中南海。

这之后，*部遵照个人意愿，让他们或回家乡或留在北京生活，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暖冬。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10月。那时张治中在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恩来托人以黄埔军校教育长身份，发个通知，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并嘱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为此，周恩来亲自给陈赓大将挂电话，嘱他一定偕夫人同往。19日上午，黄埔同学都兴高采烈地来到了颐和园。来的人真不少：有张治中及夫人洪希厚，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屈武，陈赓及夫人傅涯，郑洞国及夫人顾贤娟，侯镜如与夫人李松芸、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及女婿周嘉彬，唐生明及夫人徐来，以及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部副部长平杰三、童小鹏两位也莅临主持。

周恩来和邓颖超按时到达，大家起立欢迎。周恩来满面春风，招呼大家就座。他对杜聿明等6人到红星公社插队的情况，仔细地询问，然后对大家说：“这次*是黄埔师生联欢。这次文白先生在颐和园休养，趁这个机会请文白先生邀约大家来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很早就想和你们谈谈的。”

邓颖超也站起来说：“我和黄埔没有关系，但我对黄埔同学也是很关心的，今天也高兴和你们见见面。”

周恩来转而对杜聿明等6人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好改造的标兵。你们是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笔抹掉了；而人的思想行为是可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杜聿明等沉沉地点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指示去办，继续改造自己。”

陈赓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有他在哪里，哪里就不会寂寞。会餐时，他见大家都不动筷子，就动员说：“来，我们拿出黄埔的精神，把桌上的菜一扫光！”

大家都乐呵呵地动起筷子。而宋希濂、杜聿明还是有些心事：宋希濂跟陈赓都是湘乡人，当年是跟着陈赓报考黄埔军校的，可是后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杜聿明握着陈赓的手说：“那时我们两人同队，思想进步，颇得你的帮助。后来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历史的罪人。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这也是宋希濂的心里话，经杜聿明一说，他心里也舒坦了许多。他敬佩陈赓：真没想到，他又给我领了条路，而且没有一点胜利者自居的神气和训话式的满嘴教条。看来，后半生还有活头……

会餐完毕，少憩片刻，周恩来兴致勃勃地问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大家聚会不易，要留个纪念，在那里拍几张照好？”

工作人员引导总理和众人一行到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巍峨的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集体照。周恩来又对杜聿明等6人说：“我单独和你们照个相吧。”他叫工作人员选择镜头位置，要6人站在他左右，拍完照片，他让大家自由在园里活动，他和张治中、邵力子几位老人回到介寿堂休息，谈话。邓颖超则游兴未已，看到杜聿明在给别人照相，走过去说：“我的技术不好，我给你们照几张吧。”于是她接过相机，让杜聿明也站进队去，选择曲栏拱桥几处风景，照了好几张。

功德林阳光（9）

直到下午，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颐和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1961年旧历春节，徐冰部长宣布了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等7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这个机构是周恩来创议设立的。当他在1959年一次邀集60岁以上老年人士座谈时，建议老人们为教育后代，“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因而建立了这个机构。每月工资100元，当时四口之家绰绰有余。有分配的公房，专员和高干同等享受保健。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溥仪、杜聿明等全体文史专员和妻子，并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傅作义和夫人、张治中和夫人参加，还有长春起义将领曾泽生，黄埔同学侯镜如、黄雍等。

陈毅副总理首先致词：“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的热情很高，认真负责，表现很好；加之多数人都安了家，扎了根，有所依托，这都是很好的。看来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对各位很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惦念各位，特邀请各位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和各位见见面。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台湾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

专员们一听是为这事，都争着发言：“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大家对台湾造谣污蔑，痛加斥责。

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对陈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有它一定的概念，需要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对于一个人是否自由与不自由问题，是由每个人的世界观来决定和支配的。每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客观世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这些规律并加以利用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从改造世界观着手，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会不适应客观形势，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最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最后说：“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继续说：“现在为了各位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