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算按照早上睁开眼后的头一个念头来做决定,可她根本就没睡着。她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睁开眼的头一个念头,她觉得自己根本就没闭上过眼睛。她试着再闭一次,可睁开眼之后的念头跟先前那个完全相反。
最后她作出决定,帮助她的是那种观点:她认为小薛必须得到组织更真诚的对待。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的工作所需要的自觉性,都不允许在其中掺杂一丝怀疑之心。
但是当她走到公寓门外,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如何找到小薛,她更不知道怎样找到那个白俄女人。后来她才想起那个电话号码,那个写在照片背后的电话号码。
她站在永安果品行边上,等待从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壳牌⑵加油站里驶出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能在这里载客,要她去车行柜台叫车。她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忧伤地望着司机,一直等到他答应让她上车。
她站在福履理路小薛的房间中央。她知道那张照片在哪里。那是她放的,在那张旧报纸包里,与那条丝绸衬裤躺在一起。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向她勾画出那个她从未真正结识过的女人的轮廓。而她现在决定去救她一命,去向她发出警告。她要劝说这个白俄女人别跟小薛见面。别去见他。她想她早就在希望他们不要见面。她早就希望把这女人用报纸包起来,塞进墙角,塞进衣柜后的夹缝里。可她在电话里刚一开口,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嫉妒的妻子,劝说那个狐狸精不要再来跟丈夫幽会。你不要去见他,不要去见小薛……
可这会她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该往哪里去。此刻多半已有人向老顾发出警报,行动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她擅自离开队伍。别人一定会猜出她的想法,别人一定会把这种行为认定为背叛,可她没别的地方可去。她找不到小薛,她是巡捕房通缉的要犯。她一个人离开公寓这行为本身就很危险。她可能会在街上被人认出来,可能会是巡捕,可能会是另一个对她有兴趣,可并不太喜欢她的记者。
最后,她决定还是回到那公寓去,她没有家,没有朋友,组织就是她的家,她的朋友。
⑴格雷夏公寓。
⑵Shell。
四十九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晚六时四十五分
林培文带来一个人,他在门外。坐在法华民国路对面的茶馆里,望着这边的窗户。窗户是朝东的,就在东厢房,在床边,那个姓薛的家伙躺在床上。
刚入夏,快到七点,天还亮着一大半。林培文坐在客堂间,觉得想要一句两句就把话说明白,实在是太难啦。情势变幻莫测,他都顾不上喘口气。
他怎么也想不到,郑云端竟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里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来这的路上思前想后,把郑云端和他说过的话全都回想一遍,这才发现人家早就给他足够的暗示啦。
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
他当时怎么就明白不过来呢?他当时怎么就捉不住那话音里的一丝暖意呢?
昨天晚上,趁着特务们饭后晕头晕脑的机会,郑云端打开那扇储藏间的百页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喝令林培文。他用饱含同志友谊的眼神望着他(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什么假惺惺的花样呢)。他还弯着腰,把上半身钻到这到处是灰的小黑间里,把手伸向林培文。
他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以为这又是特务在搞什么名堂。他后来才想明白,人家这一伸手,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大的代价。等到他后来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的相信他已得救时,他忽然就明白过来,在敌人的隐秘机关里要埋伏一名革命同志有多不容易,人家来救他,得冒着暴露的危险。召唤几个迷途青年的事,可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易。
他当时拒绝那双伸向他的手。他冷淡地望着郑云端,钻出小黑间。
郑同志也没工夫多解释,凑在他耳朵边说:
“明天一早要把你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为什么?你们不是还没拿到我的口供么?”他冷淡地问。
“党组织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关系,把你被南京特派小组秘密抓捕的消息透露过去。今天上午巡捕房政治处打电话来要人。”
“党组织?”
“来不及给你解释。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做好准备。组织上要营救你。”
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在云端,晕晕乎乎——
“你要小心。别紧张,也别太放松。今晚还会有一次审讯。曾南谱在南京来不及赶回。由我负责主审。你照平时的做法就行。明天一早巡捕房要派车来运送你。党组织的内线关系已在那边花过很多钱,车子会在路上多耽搁半小时。另一辆黑色的汽车会来把你接走。那是组织上派来的营救小组。万一被敌人发现,万一发生战斗……你要记住,一旦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你要死死咬住,对敌人说营救你的是顾福广派来的人。”
昨天夜里的提审场面具有一种奇异的双重特点。从它的形式上来看,它比以前的审讯更激烈,郑云端甚至冲上来亲手打他两记耳光。可要是从审讯过程中询问的内容来看,它顶多只能算走过场。顶多只是把以前问过的东西再重新问一遍。他渐渐不耐烦,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使得审讯在旁观者看来变得更加激烈。
夜里他几乎整宿没睡着。他无法把那些对话的头绪理清楚。他只是觉得那储藏间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闷热,他脑袋靠着的那个墙角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来接他。他没有再看到郑同志(此刻——十小时之后——他在心里又叫一声郑同志)。两名年轻的特务把他交给全副武装的巡捕。让他惊讶的是,其中竟然有外国人——后来在车上林培文用英语问过他(林培文在南洋公学上过两年英文课),他只是笑笑,没回答他的问题。摸出一支短铅笔头,在烟盒锡箔纸的背后写上几行字,递给林培文。
For we walked
Changing our countryMore often than our shoesThrough the class war——⑴他告诉林培文,那是共产国际里一位诗人的作品。原先是德文,他刚把它翻译成英文。
汽车把他送到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站在客堂间吊扇下欢迎他的人,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叫一声:陈部长。当年,林培文在会场里,他站在演讲台上,当年,他是学运部的负责同志。
几小时后,他离开那幢房子。他强迫自己调整,强迫自己不要过分激动。情势变幻实在突如其来,他的世界被整个颠翻过来。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这是对党的诬陷!如果让它得逞!革命事业将会遭受极大损失!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揭露它!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整整四年,他都是跟一个骗子在一起,整整四年,他把一个阴谋家当成党的代表,当成他与党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成他的指路人。民国十六年春天的大屠杀使他与南洋公学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同志被捕的被捕,退党的退党,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