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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部分（第1页）

。”

从千惠子手中挣脱的双手，重新将千惠子的手紧紧握住。杨度竭力压下内心的冲动，说：“千惠子，我记住了你的这番忠告，我更感谢你这颗挚爱中国的善良心，我会好好对自己近年来的思想反省的。请你和你的家族相信，杨皙子虽比不上伟大的滕原一夫，但他的心是永远和滕原一夫的心相通的。”

千惠子的脸微微泛红，她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激情洋溢的热血男儿，那个倜傥多情的少年诗人。“皙子，你那年教我唱的《上邪》古乐府，我一直记得，常常哼哼。《上邪》虽然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心爱者坚贞不渝的爱情，我以为它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情感的表白。大和民族曾经受过中华民族的巨大恩惠，大和民族理应与中华民族世代相知，永无绝期。正因为此，我要在寒山寺立一块中日合璧诗碑。倘若哪天发生了不幸，甲午年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事重现的话，中国人民可以相信，在日本，有着千千万万像滕原千惠子这样的人，他们是反对战争的，是始终珍爱中国的，是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永远友好的。这中日合璧诗碑便是一个见证。”

顾不得禅门的戒律，也不管彼此身份的反差，杨度刷地站起来，抱住千惠子的双肩，大声地用日本话喊道：“千惠子，我永远爱你！”

千惠子把脸依偎在杨度的手臂上，微闭着双眼。她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时光已回到了箱根樱花盛开的季节！

第二天上午，在隆重的佛门仪礼中，千惠子揭开了象征中日友好的诗碑。吃完中饭后，她匆匆忙忙与杨度告别，返回上海。杨度也决定次日即赴上海，他不是为了去给千惠子夫妇送行，而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去拜见另外一个人。

六　孙中山交给杨度两个使命

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洋楼，是孙中山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孙中山离粤抵沪五个多月来，一直和年轻娇美的夫人宋庆龄住在这里。他一面遥控广东方面的局势，一面联络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力量。陈炯明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又一次重大挫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孙中山苦苦地思索着。近半年来，在他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机：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他的事业，愿意派代表前来中国，与他交换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

去年七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会见了由张太雷陪同来访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马林在桂林住了几天，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马林临别时向孙中山提出两个建议：一，组建一个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马林这两个建议正是针对中国革命所存在的两个最严重问题而提出的，孙中山完全赞同。

孙中山来上海不久，马林也到了上海。孙马再次会晤。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命令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军官学校的筹办。苏俄愿意与孙中山建立联盟，并给予各种支持。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态度表示赞赏。紧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由北京来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李大钊向孙中山介绍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由张继介绍，经孙中山亲自批准，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孙中山又派张继去北京，会见了苏俄驻北京政府代表越飞，请求苏俄给予中国革命以军备援助。最近，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采取了重要行动。公布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公布建国主张，同时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胡汉民、于右任、张继、李烈钧等人出席了会议，决定今后中国革命分政治、军事、党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务必达到成功的目的。

李大钊近日又来到上海，今上午再次拜会孙中山，就关于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磋商。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有个叫杨度的人请求谒见。

“是皙子先生来了，快去请，请他进来！”孙中山高兴地吩咐秘书，又转脸对李大钊说，“这次平定陈炯明叛乱，杨皙子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噢！”李大钊很觉意外，“过去的帝制余孽，现在的佛门居士，居然会在平乱中起到作用，真有趣！”

孙中山笑道：“杨皙子是我的老朋友，外间对他的误会很多，其实他是一个正派的有爱国心的人。过会儿我跟你详细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和他认识。”

李大钊说：“我当然愿意。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愿意结识他，你们先谈，我到书房里看书去。”

李大钊刚上楼，杨度便由秘书陪同进了客厅。

“皙子先生！”孙中山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快步上前，紧紧拥抱着杨度的双肩，激动地说，“我很感谢你，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很感谢你，你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快请坐，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孙中山热情的态度使杨度大为感动。寒山寺邂逅千惠子，以及千惠子的一番忠告，在杨度心灵深处引起巨大的震撼。与千惠子友谊的桥梁、永远留在千惠子身边的礼物——《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像沉重的鼓槌在敲打着他的胸膛：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他不断地审问自己：湖南并未成为斯巴达、普鲁士，中国仍然面临亡国的危险，你这个湖南少年真的要做一个心如古井的老居士吗？瓜分豆剖之祸，亡国灭种之灾，鞭挞流血之苦，欺凌压榨之辱，难道都是空幻无物吗？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佛学的确可化解人间万恶，“无我”的确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保全脑袋提供温饱的安定环境呀！因内部争斗而导致外人入侵，国将不保，头将不存，何来研究佛学，宣传无我？是的，要为中国的早日安定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至少要与礼佛同时进行。眼下，曹锟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孙中山拥有无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说服孙曹联合，则中国可迅速安定，外人觊觎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绝。办好这件事后，再来全心思做净化灵魂的终极大事。就这样，杨度从苏州来到了上海。

见孙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虽然制止了吴佩孚出兵，帮了孙中山的忙，但对孙来说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与袁氏父子搅在一起，解散国民党，镇压黄兴、胡汉民、李烈钧的二次革命，直至复辟帝制，可谓与孙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针锋相对，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会原谅吗？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客厅的杨度，在孙中山感恩而不记仇的豁达态度的感召下，不觉又惭又喜。

坐下，喝茶，几句寒暄后，孙中山再次说起感激的话：“皙子先生，上次我派刘禺生去运动直系时，心里还不存把握，更没有想起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义，奔赴保定，不费一枪一弹，退了吴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陈炯明的嚣张之气，保全了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劲旅。现在我可以很高一兴地告诉你，陈炯明就要完全失败了，我即将胜利返回广州。我们真要好好感激你！”

杨度说：“孙先生太客气了，杨某不过践自己的诺言而已，何来‘感谢’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