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说说,他跑这一趟想做什么,好吗?”
“他把送到俱乐部给贝利先生的一封电报带了过来。”
“他的神智清醒吗?”
“他当时非常清醒,在此之前有一会不是很清醒。”
“他的态度是不是很明显的从先前的恶劣转变成友善了?”
“是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他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五分钟,后来就从东面的侧门离开了。”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是有关贝利先生心中的一个计划。后来我去车库,把停在那里的车子开出来。”
“留下贝利先生一个人在桌球室吗?”
哈尔斯迟疑了一下。
“我妹妹也在那里。”
费兹太太转过身来看了看葛屈德。
“后来呢?”
“为了不吵醒屋里的人,我把车子开到较低平的路上。贝利先生下楼来,穿过草坪,越过篱笆,然后上了车。”
“那么,你是完全不知道阿姆斯特朗先生离开主屋之后的行踪了?”
“不知道。我是在星期一的晚报上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贝利先生在穿过草坪的路上没有见到他吗?”
“我想是没有。如果看见了,他会跟我说的。”
“问完了,谢谢你。葛屈德小姐请上来。”
葛屈德的回答跟哈尔斯的一样精简。费兹太太对她头上戴的帽子到脚上穿的鞋,无不投以严厉的注目。我敢夸口说,她在葛屈德的服饰和仪态上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但是可怜的葛屈德,她的证词却适得其反,叫人坐立不安。
她说,阿姆斯特朗先生离开后,她哥哥才叫她去桌球室外边。她跟贝利先生一起在桌球室里待着,直到车子准备好要上路了。后来,她把在螺旋楼梯口前边的侧门锁上,拿着煤气灯陪贝利先生一路走到主屋的正门,目送他穿过草坪。可是,她没有立刻回房,反而走回桌球室去取她遗留在那儿的某样东西。当时,棋牌室外和桌球室都一团漆黑。
她伸手到处摸索。找到东西正准备回房里去时,却听到有人在东面侧门前乱碰乱摸的声音。她想可能是她哥哥,正打算上前开门时,却听到了门被打开的声音。枪声几乎同时响起,受到惊吓的她就跑过会客室,并且叫醒了全屋里的人。
检察官问她:“你没听到其他声音?阿姆斯特朗先生进屋时,没有别的人跟他在一起吗?”
“当时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安静得很,我没听到什么别的声音,只有开门、射击和有人摔落的声音。”
“那么,当你跑过会客室,又跑上楼去告诉大家时,凶嫌——先不管他是谁——有可能从东面侧门逃跑吗?”
“可能。”
“可以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