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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21＇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乾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乾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乾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乾隆十八年。

＇43＇　如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乾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谕。

＇46＇　如井田、封建等，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1《储贰金鑑》。

＇47＇　如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有所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参见高王凌：《知古鉴今话粮政》，《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关于乾隆的用严，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又，乾隆初的“常安事件”，也处理颇严，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101。

＇48＇　乾隆元年二月谕，《高宗实录》卷13。

＇49＇　《乐善堂集》卷4。

＇50＇　《御批纲鉴》，卷101；圣祖也曾说过：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庭训格言》6。

＇51＇　《御批纲鉴》，卷77。

＇52＇　《御批纲鉴》，卷25。

＇53＇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54＇　当日此类现象之多，已足可引起重视，如乾隆五年七月庚寅，上谕，御史沈世枫奏：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如崔纪令开井灌田，郝玉麟欲以严刑重困流民，张渠请禁粮艘带酒，雅尔图抑令业主免租，李卫禁止晒曲，鄂弥达勒令盐商领帑开矿之类。又如陈大受见豫抚因捕缉多盗，蒙恩议叙，亦将所获盗犯，陈渎天听，《高宗实录》卷123。

＇55＇　《御制文初集》，卷1。

＇56＇　鄂尔泰亦曾写道：“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页146；适与乾隆六年十一月己巳谕——现在尚书侍郎中，有曾任督抚者，乃在外，则所请常过于宽。曰：吾以恤民瘼也。在内，则所驳常过于严。曰：吾以重国帑也。……随境转移，漫无定识。要之皆揣摩迎合之习，不能悛改——形成鲜明对比。

＇57＇　《啸亭杂录》卷10《纯皇爱民》；自乾隆十一年首次普免之后，乾隆一朝又有过数次普免，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页69。

＇58＇　《清史稿·食货志》，卷125。

＇59＇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页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