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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章 丰富多彩的吃食（第2页）

看来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

南宋时，产羊显然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不过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城汴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

像是欧阳修诗说，在宋统一中原以前，“於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河蟹无等差”。

自“天下为一家”後，“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溪潜细毛，海怪雄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虾鱼”。

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了。

就像早前说过，汴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

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

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当然，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依然是及其重要的生产力。

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

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

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

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於屠杀”。

“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汴梁城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

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

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

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

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

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

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

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可见，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不过对于作者菌来说，真的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

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

大将张俊赋闲後，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