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论待遇之优厚,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就有300贯之多,这笔钱在当时可是足以买100多亩良田。
而且除了月禄之外,他们还有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丰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币至少在百万以上。
所以养官之费,也成为宋代财政的负担。
还有就是冗费,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大行赏赐,耗费无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泰山,耗费800余万贯。
仁宗时大力尊儒,举行大享明堂典礼,一次就耗费1200万贯,及其惊人。
以及仁宗后宫数千人,每次赏赐都动以万计。
如此庞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毕竟有多少钱,也禁不住这么造啊,大家说是吧。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岁入为1.1613亿贯,但支出却高达1.2034亿贯,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贯,亏短1500多万贯。
还有《廿二史札记》记载,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来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赍”,“浮费之多”,难以承受。
此外还有再加上赐给辽国和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因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所谓“积贫”之势。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也是在仁宗朝显露出来。
因为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无常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骄将惰。
以致于军士“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益的攫夺。
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
像是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佣仆。
这样造成战斗力下降,在守边御敌时难求一胜。
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这“三冗两积”使两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为什么终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扰着宋王朝,即使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雳手段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至于“积贫积弱”之说,乃是后人的臆测,因为有宋一代,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宋朝“贫、弱”,即使是在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最激烈之际,也没人拿“积贫积弱”说事。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冗”问题,事关宋朝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不当则动摇国本,关乎存亡。
先说冗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今日的美军),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
因此,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没。
但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一政策的后果就是冗兵和庞大的军费开支。
以仁宗时全国不到1亿的人口却有126万雇佣军的比例,花费确实及其惊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宋朝能否保持历代不可企及的内部的安定繁荣实属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