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的,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
像是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
也就是市区里面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文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即“越”)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桥。“(注:该文见《嘉庆松江府志》卷2《镇市》“青龙镇”条。)从中不难想见当时青龙镇的繁荣景象。
所以上海镇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
史称该镇“襟海带江,舟车辏集”,市区“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
时人董楷在《受福亭记》一文中谈到该镇市区建设的情况时说:“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剏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
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桥,曰福谦。”
显然,受福亭一带是上海镇的商业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错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铺砌砖石,十分整齐。
同时需要说明,在江南其他地区一些大型市镇的社会布局也基本相似。
如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市逵纵横”;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湖州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七巷;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镇江府的新丰市,“居民市肆颇盛”;临江军的肖家峡市,“栋宇相鲜,若台若亭”等。
因此在宋代,只有州府级城市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即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街区和坊巷设立厢,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而县级城市和市镇的话,一般只允许设置坊巷和市。
不过到了南宋的时候,随市镇规模的扩大和社区布局的日趋复杂,江南地区的一些市镇开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设立厢级机构。
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黄池镇,“商贾辐辏,市井繁盛。俗谚有云:‘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为了处理日趋繁忙的事务,当地监镇官“乃擅行剏四厢”。
当然,本来,宋廷一般在市镇设立监镇官,有些由县尉或巡检兼管。
这里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所谓的监镇官的话,主要负责商税、酒税的征收,兼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其权力十分有限。
但这只是早期,因为由于市镇社会的复杂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扩张。
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员以该州管下乌墩、梅溪镇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烟繁盛”的四安镇也依两镇例,“差京朝官,许断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
可见,这些监镇官已拥有一定的治安权和司法权,而这些权力原来都是由县级政府掌握的。
江南的许多市镇先后设立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多由各镇自行管理。
至于监镇官的级别,也呈不断提升之势。
一些规模较大或较为重要的市镇的监镇官多由京朝官或相当级别的武臣充任。
如青龙、乌青、澉浦、梅溪、临平等镇的监镇官都是已有一定资历的京官。
而在任职年限上的话,也像县官一样实行三年一任制。
如《绍定澉水志》记载了该镇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以后共41任监镇官的任职情况,其中除了少数因丁忧、罢黜、病故等特殊情况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所以从户籍及相关的役法管理等方面来看,许多江南市镇已经采用州县城市的坊郭制。
如州县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谓“行”是同业工商户组织,承担着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资的责任。
而一些江南市镇也有类似的行役。
如临江军黄池镇“商贾所聚”,“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
又如嘉定二年(1209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镇徙役之碑》谈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镇在差役方面早已实行坊郭法,邻近的青墩镇居民也要求获得相同待遇,终获批准。
因此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当部分江南市镇的居民已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