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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分子到农民4(第1页)

吴虹飞:中国有许多的乡土文学,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后来如《红旗谱》、《暴风骤雨》;再后来如《白鹿原》。你觉得你写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吗?

李洱:我也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他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再说了,你都“无论魏晋”了,干吗还要写小说?应该学习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方式。只有跟沈从文不一样,你才是对沈从文的尊重。在问题的另一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苦,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绝不罢休,然后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磨破了,都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不是球不进洞,而是找不到球了。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得把书放下了。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吴虹飞:《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出版后,书店为作者举办作品朗诵会,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可以实现吗?

李洱:中国已经有了——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你想想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女演员,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听不懂中文,但她说听了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其实我也能从她的朗诵中听出一些感觉,好像小说是她写的。我们到酒吧里喝了一杯。我借花献佛,向她敬酒,为了文学带给我们的那种奇妙的感觉。它本来就不仅仅是你写的,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它还是别人写的,写给别人的。

吴虹飞:你的书的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快翻译完了,最后又决定不翻译了。不翻译的原因是,他无法接受我的小说。他是在“文革”时候学的汉语,是在复旦大学。他无法忍受小说中对“文革”的议论和描写。可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合同就到期了,怎么办?只好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如果愿意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不打官司,就多赔付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因为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为了他的立场,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太值得了。我就跟法国的出版社讲,我倒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还引用了我的朋友李佩甫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给我一个思想,我给你一个思想,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个思想。”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可他们却不信。

吴虹飞:《花腔》体现了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东西是一些混乱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了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的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没有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去写散文,他只愿意写诗。

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吴虹飞:你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也都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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