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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部分（第2页）

【注释】

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衍：发挥，扩展。按：本书《正说篇》认为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这里王充又因俗传为说。

辩：通“辨”。

文吏：掌握和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狱：狱史，指负责审讯的官吏。卿：指廷尉。狱卿之事：这里指司法案件。

【译文】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原文】

84·6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邵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1）。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12），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13）？

【注释】

上书奏记：指官吏给皇帝、上司写的奏章、报告。

便宜：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据递修本，“书”字前有“上”字。

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8年。

中州：即中土，中原，今河南一带。

颖：当作“颍”，形近而误。颍川：郡名，在今河南中部。汝南：郡名，在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

圣主：指汉章帝。

以上事参见《后汉书·章帝纪》。

《备乏》：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縻：通“靡”。浪费。

（11）《禁酒》：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12）“记”字衍，当删。

（13）“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译文】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