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72部分（第2页）

沈醉说：“你要识相点，不要再缠戴先生了，你没看见刚才那位小姐吗？你能跟她比？”

周志英见有人跟她说话，哭道：“沈处长，你不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我自从爱上了雨农，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爱他。只要留在他身边，不管做什么姨太太，小老婆都愿意！”

这时戴笠趁机就想走。周志英一眼发现，立刻冲上去抱住戴笠……

沈醉、王光汉等人再一次将她拉开，戴笠骂道：“混帐，三个大男人都制不住一位女人，给我绑起来关进看守所！”

自此，周志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情人，而潘有声因戴绿帽子有功，戴笠给了他一个财政部广东货运处专员的肥缺，在昆明大发其财。

正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说：胡蝶落落大方，一袭女儿之态，性格深切沉稳，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人物相比，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凭着她超凡的姿色和手段，不出一年，就将一代杀人魔王、色魔**得循规蹈距，勒马收缰起来，从此以后，戴笠不但与叶霞娣、余淑恒等情人一刀两断，而且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贪恋美色的行为。

话说福亦祸之所依，幸福的背后往往潜伏着灾难，即使是贵为特工王的戴笠，也难逃脱这一规律的束缚。

1944年，对戴笠来说，已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无穷尽的金钱以及绝色美女胡蝶，并将问鼎海军司令。

到此为止，他的人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正在这时候，隐忧已悄悄露出端倪。

1944年蒋介石下令在先建立的甲种会报之外，成立特务工作的年度会报。第一次会报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王贡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的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介石意见，但是代表蒋介石作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在这种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却是唐纵。

在年度会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会进行工作月度月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会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会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蒋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辅助。蒋介石除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仍由自己亲自掌握，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长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这就使第六组组长从抗战中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介石密报，唐纵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要害，向蒋介石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介石的宠信。所谓建立特工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蒋介石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会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的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的机关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介石借以联系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部等7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从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王贡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目前，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它特务机构放在眼里的。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它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感到忧身忡忡。

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突然戴笠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毛人凤亦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戴笠突然又愁眉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人物掌敌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他看了看这位同乡上司，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可能算不得数的。”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先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了？”

周念行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尔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这次赴东南视察绕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一会毛森过来戴笠向他言明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俩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速回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经种下了祸根。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热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多年来，干来干去，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年来蒋介石马其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介石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应该承认，这些戴笠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最具本的表现是蒋介石交给他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这是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很像，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4个字。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罪的。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