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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理解万岁。感谢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

世纪之交,比起当年的公交业,卫生界面临着的似乎是来自社会更加一致的同仇敌忾,几乎成了“街鼠”。曾求助过一位我所认识的知名作家,希望他扮演一下当年刘心武的角色,对比当年公交更加〃臭名昭著〃的卫生业给予某些人性关注。我相信“一两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一池塘鱼都病了是水的问题”这一理论。可惜愿望至今未遂。

还回到总值班那天。一夜“仰、卧、起、坐”,我和我的搭档马不停蹄地处理各种问题:协调跨科抢救、接待投诉、调解纠纷、为欠费病人签字、接听一个接一个的咨询电话;一趟趟楼上楼下地穿梭,一遍遍口干舌燥地唠叨;我觉得我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体力和耐心。

其实那只是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当时,每个月我们都会轮上一两个这样的不眠之夜。

打开电脑敲第一个字,我就预感到这个中篇必定失败。我虽不才,鉴赏还是懂一点的。借人物而直抒胸臆,是写作大忌。但说到自己的行当,说到医者的困惑,我无法控制手指敲击键盘的轨迹,无法纠正那种因无奈、无助、无望而迫不及待的表达。

我承认我写这篇东西有点情绪化。想要说的话太多,它使我失去了想要追求的淡泊平实、从容不迫和尽可不露声色的写作状态。

有句时髦话叫做“动什么也别动感情”,不幸的是,对于医疗行业,对于我的单位,我的同事,我千不该万不该的动了感情,而一旦包含了感情在里边,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心平气和地任人评说。

虽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表白,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在无暇喘息的忙碌中,完成了《洗手》这个有点乏味却记录现实的中篇。其实我想说的话只有一个意思: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均衡的,换句话说,任何行业的道德水准,都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同步。如果非要认定某个行业堕落了,那么责任一定不在于行业本身……我们不会忘记,公交形象的最终转变,靠的是机制改革。

提升行业的公众评价,不仅仅是为行业自身的利益,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广大病患。那么我们渴望的那种理想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和服务模式,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我们和广大患者一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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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平凡的感动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在中国首届西柏坡散文节上的发言

清明时节,想起四年前在抗击非典期间殉职的医务人员。如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了。那年春天,我们医院不幸沦陷,五名同事感染非典。虽然他们最终战胜了死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从此发生了变化。那年10月,我的一篇散文在中国西柏坡散文节获奖,大会主办方要求我做一个发言,内容是“今年我所读到的散文”。于是我以如下发言,纪念我的英雄的同事们,也希望从此忘却那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作为一名读者,我这一年读书很少,肯定遗漏了太多的精华。

因为2003年对我们医务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由于职业的关系,我阅读的大部分是关于非典的文字。

其中最让我感动是一篇散文——《生日》。

作者是我的同行,一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急诊外科医生。他几乎从来没有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今年4月下旬,这位医生在岗位上感染非典,经过两个多月与死神的殊死搏斗,终于活着走出了北京地坛医院那间狭小的病房。

休养一段时间后,他满怀喜悦,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上班刚两周,就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的症状,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同时伴有双肩、双膝关节的损伤。这是由于大量使用激素导致的后遗症。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使数以百计的非典患者在战胜死亡后,坐上了轮椅。

当人们渐渐忘记SARS的时候,这位医生不得不回到病床上,开始了与病魔的又一轮抗争。

他叫岳春河,今年三十二岁。

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记录了他三十二岁生日这天的生活:治疗、锻炼、读书、写日记、与家人交流… …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人们向生命的尽头走着,幸福的人虽然很快乐,但他们只能欣赏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单向透明的玻璃阻碍他们看见对面的风景。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的人生更加丰富。”

这是我今年所读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篇文章。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人人能写书的世纪”,同样,二十一世纪也是一个人人能写散文的世纪。我想,无论是散文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写作都是一种有感而发,好的散文应该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灵。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那种来自生命的觉悟。

我在阅读《生日》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觉悟。我为作者在经历了又一次绝望之后,立志挑战命运的精神而感动。除了感动,我更大的心愿是希望他早一天站起来,重新拿起为人们驱病消灾的柳叶刀。

约稿人语(1)

岁月倥偬,时如潮涌。

时潮中总有一些落寞,落寞中总有一些收获。当我把《同仁眼科手术笔记》的全部稿件送交责任编辑赵秀娥手中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年前,赵编辑带着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的新作《妇科手术笔记》来到我办公室,表示希望从眼科和耳鼻咽喉科专家手中约到同样质量的稿件,当时,我丝毫没有预料到做这件事的难度。在策划眼科手术笔记时,经过认真考虑,我建议由四名作者共同完成,理由是可以增加专业厚度,提高实用性。于是,推荐施玉英、张舒心、魏文彬和闵燕四名中、青年专家执笔,并承诺代为约稿。

一诺千金。我向责任心极强的赵编辑信誓旦旦地保证:没问题,他们医术精湛,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文字功底,我非常看好书稿的质量。话一出口,对这部书稿的期待也就成了我个人职责和信誉的一部分。

然而,我绝没想到,这种期待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它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的信誉也面临危机——我必须时刻准备在赵编辑来电话催稿时,怎样适宜回答。

在这之后,我们度过了难忘的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走过了从事医学职业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岁月,终于盼到云开疫散,稿件也总算尘埃落定。

拨开云雾见太阳:施玉英

白内障复明手术,犹如为患者拨开眼前的云雾,施玉英主要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让患者重见光明的医术。

施玉英的名气,除了业内人士知晓,在患者中也叫得响亮。这一点从学术泰斗季羡林老人的文章“大放光明”中可见一斑:“有病必须求医,这是常识,而求医的首选当然依然是同仁医院,是施玉英大夫。可惜施大夫因事离京,我等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中耐不住,奔走了几个著名的大医院。为我检查眼睛的几个著名的眼科专家,看到我动过手术的右眼,无不同声赞赏施玉英大夫手术之精妙。但当我请他们给我治疗时,又无不同声劝我,还是等施大夫。这样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

名人写施玉英的文章,我还拜读过画坛巨匠吴冠中大师的“送盲”。“一树梅前一放翁”,牢记恩师“白内自内障,不许染丹青”教诲的吴先生也是施玉英的病人,他在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患眼疾后对光明的期盼:“在灰暗中我构想一个天堂,那就是同仁医院,我心目中有一个上帝,那就是施玉英大夫!”

施玉英197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眼科白内障中心两度进修。在国外研习期间,她经常通宵达旦地练习手术技巧,阅读文献,与美国同行切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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