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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八章（第2页）

《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裴松之的注中记载:“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

由上述记载可知高翔确为蜀国将领，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的注中记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日: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由此推断，诸葛亮并没有在云南留兵，更不用说留将领了。

至于高光，从不同的族谱和史料记载来看，高光（汉武元封年间人）与高定和高翔（蜀汉年间人）相距三百余年。

而《晋书》中记载的:“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

从时间上来说也与之不符。

方国喻认为，“惟其一世祖为高光，则附会显宦为其先祖。不可信也。”

综上论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高氏始祖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书所载高定和族谱所载高定确为一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如《三迤散记》所言:高定被杀后，其中的部分后人逃到今天的永胜一带，因高氏子孙为夷王后裔，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后来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土酋。

后来大理国时期的高方即为高定后裔，明自段氏据大理以后，永胜高氏土司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据《元史》载:“蒙氏终，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后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其酋高俊内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众内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为州，设流官，仍袭土知州，继以功加府同知职，四品服色。清顺治十六年，大师监滇，高氏投诚，仍准世袭土知州。

光绪二十五年，高长钦承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云南北胜土知州高长钦职。”

在“改土归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话，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方式。

通常都认为这种制度始创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清因袭沿用。

土司势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强盛的时期，在明代中期以后渐次减弱。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施行区域不限于西南，但以西南各省为重点实施区。

西南有土司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

封建统治者建立土司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改土归流封建大一统的目的。

这在明统治者已经不讳言的承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总方针是“以夷制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初年虽大量设土官，往后只要有机可乘，条件稍具，便毫不迟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绝嗣而改流，降等袭职而改流，乘其内阴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离开本境而试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诬陷以罪而执之以“法。”

虽然这样多方策谋，但终明之世，并未达到封建统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羁縻区则除个别长官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归流，历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系偶然举动，雍正及其以后之改流，则已为对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采取招抚和镇压两手，用了五，六年时间，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归流。

清王朝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土司的改土归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阎如上所述，自明初以来，朝廷对土司的改土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高氏土司历经宋，元，明，清四个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彻底改土归流），其中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可总结为三句话:即择胜者而“归”，尽全力“请袭”，奉征调而战。

封建王朝对于西南边远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为顾顺民性，则奇风异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礼教制之，为省民力，则蛮荒鄙野瘴疠之区，又何必施以内地之治?”

对于土司，“盖就土民之习惯以为法，非中央政府所颁行之律例也。土司既为土民之长官，生杀予夺，皆可任意为之。有言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

是以，土司实际上是所统治区域的“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土司一般并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谁，他们只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