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7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
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Chu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
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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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