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我们卖古董服饰,就忽视衣服造型和色彩的流行趋势。”我手里抓着几件衣服再次从储物间下来的时候说。
“事实上,或许这更重要,”安妮说,“这一季有种‘清单’式的感觉。”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衣服里翻出一件Balmain(巴尔曼)的樱桃红裙子、一件AlaiaCouture(阿拉亚·库蒂尔)巧克力色掐腰翻领皮衣和一件Courrèges(库雷热)未来主义味道的橘黄色绉纱裙递给她。“件件都又大又夺目。”安妮接着说。“热烈大胆的色彩,精心设计的造型,不贴身的硬挺的衣料。菲比,这些你这里都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安妮几乎把贝尔夫人所有的晚装都拿了出来,然后盯着一套绛紫色斜纹裙装看。“这套裙子很可爱,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它加上一条柔软的宽腰带和一个人造皮毛的领子——我能去找找吗?”
“去找吧。”
我把衣服挂到架子上,想象着贝尔夫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穿着它的样子。我想着三天前跟她的谈话,再次想到在战争余波中努力寻找莫妮可的行踪对她来说有多难。如果是在今天,她就可以在广播和电视上发布寻人启事;可以在全世界广发邮件,或者通过Facebook(脸谱网)、MySpace(我的空间)或者Youtube(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等网络渠道去发布信息。她可以仅仅把莫妮可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消息……
“找到啦,”安妮手里拿着一个“豹皮”领子走下楼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她把领子放在衣服上。“的确很搭。”
“你能把这些放到套装上吗?”我走进办公室时对安妮说,“我得——上会儿网。”
“没问题。”
自从贝尔夫人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就开始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找到莫妮可,不管这想法听着有多不现实。但是我要是真找出什么信息来,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怎样才能瞒住贝尔夫人?这样的结果即便不是毁灭性的,也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努力抑制住这么做的冲动。但是去过莫妮可的房子之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被自己想找出真相的欲望攫住了。然后因为无法解释的内在的冲动,我坐在电脑前,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进了莫妮可的名字。
什么重要的消息也没出现。我又输入了一次“莫妮卡·里克特”,出现了一个加州精神分析师、一个德国儿科医生和一个澳大利亚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名字,都跟莫妮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接着我又输了一遍“莫妮可”,然后加上“奥斯维辛”,想着亿万个描写这个集中营的搜索结果中会不会有些提到她的目击记录。我又加上“曼海姆”,因为我记得那是她最早待过的地方。但是依然没有出现一点儿关于莫妮可和她家人的消息。
我盯着屏幕。这么说,就只能这样了。正如贝尔夫人说的,我在罗彻迈尔看到的不过是现在房屋主人的影子,房子早就没有了它战争时期主人的记忆。我打算关掉浏览器,看看红十字会的网页。
在红十字会主页上,有战后开始的寻人服务的介绍,现在德国的档案已经包含了将近5000万份与集中营有关的纳粹资料。任何人都可以咨询红十字会的档案管理员。每次咨询需要大概一到四个小时。基于咨询的数量较多,咨询者“最多”需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查询报告。
我点开“表格下载”,惊讶于表格是这么简短:只需要被寻找的人的个人信息以及最后看到他们的地方。咨询者需要提供自己的信息,并说明自己与被寻找的人的关系。还需要说明寻人的理由,有两个选择——“赔款”或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喃喃自语。
我把表格打印出来放进信封。我要在贝尔夫人的侄女走之后带给贝尔夫人,然后一起填好,用电子邮件发给红十字会。如果他们在信息库中找到任何关于莫妮可的信息,我觉得至少贝尔夫人最终会得到结束整个事件的机会。“最多”三个月说明查询报告很有可能会少于三个月——甚至只需要一个月就出来了,我想,甚至是半个月。我想着在里面写个备注,说明由于生病,时间紧迫。但是对于像贝尔夫人一样年纪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有很多,我想,当年最年轻的现在也已经70多岁了。
“你有很多网上订单吗?”我听到安妮问我。
“噢……”我努力把思绪拉回店中,迅速打开乡村葡萄酒酿造网页,然后打开邮箱。“有……三个。有人想买翡翠绿凯莉手包,有人对Pucci睡裤感兴趣,还有……太好了——有人要买那件格蕾丝夫人。”
“你不想要的那条裙子。”
“正是。”就是那个人给我的那件。我回到店里,把它从架子上取下来包好,寄了出去。“这个女人上周问我尺寸来着,”我把它从衣架上取下来时说,“现在她又拿着钱回来买了——谢天谢地。”
“你迫不及待想摆脱它,是不是?”
“我想是的。”
“因为这是你曾经的一个男朋友送给你的?”
我看着安妮:“是的。”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不了解你,就没打算问。现在我了解你了,我觉得自己可以八卦一下……”我笑了笑。安妮和我现在的确了解彼此了。我十分喜欢她友好轻松的相伴,还有她对服饰店的热情。“是不是有点儿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