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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的太后开了口:“老妇恃辇而行”,气氛有了缓和。于是触龙抓紧时机,接上话岔儿,继续问候,拉起家常:“‘日食饮得无衰乎?’太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这一席对话多么自然,太后开始被触龙所左右,拉入他的轨道。从”盛气而胥之“到”色少解“,触龙得到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太后却毫无觉察。作者在这里,全用对话,而只用了”盛气而胥之“、”色少解“八个字说明事件的变化过程,实在简洁明快。

话题一转,提出“老臣贱息”的工作问题。还是触龙取得谈话的主动权和支配权。由“贱息”的工作,进一步引出“爱子”的问题。在“爱子”的问题上引起了有趣的争论。触龙声称爱子“甚于妇人”,而“太后笑曰:”妇人异甚。‘“这时气氛又有了大的转变。从”色少解“到”太后笑曰“,这个转变可不小。刚才声称”必唾其面“,这种”盛气“和”警惕“已经无影无踪了。作者对事件发展的安排十分有趣:太后的情绪由”盛气“到”解“到”笑“,正是触龙步步接触本题的过程。看,”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触龙见时机成熟,于是单刀直入。这是一大突破,因为”提长安君“这是太后最警惕、最忌讳的事。而触龙有意安排的”反话“却引出了太后的心里话”不若长安君之甚“。这就使太后不知不觉、一步一步、舒舒服服地入于谷中,而又为下文开了路。如果这句话由触龙说出,那就太弱了,而且可能会发生变故。从这以后,急转直下,就进了正面摆事实说道理的阶段。太后完全被”控制“了,以致最后完全被说服,同意长安君”质于齐“。

整篇对话的过程,即叙事的过程;对话气氛的发展,即叙事层次的发展。这是一篇出色的叙事文,也是一篇出色的说理文,又是一篇出色的人物描写。而叙事、说理、人物描写的特色兼而有之,溶为一体,表现出作者写作手法的高妙。

(二)写人物,既有人物的语言行动,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曲折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现以《齐策四·第一章》冯谖为孟尝君巧设“三窟”为例。

文章写策士冯谖为齐相孟尝君出谋画策,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事。冯谖初为孟尝君“市义”于薛,又为孟尝君“往聘”于梁,最后为孟尝君建立宗庙。他为孟尝君树立了政治基础,完成了“狡兔三窟”的计谋。文章突出写冯谖的深谋远虑,数出奇计的“奇”。以此显示冯谖不同凡响的才能。

首先写冯谖在众人眼中的“无能”,冯谖在孟尝君食客眼中是一个既“无好”,又“无能”的庸人。孟尝君也只是“笑而受之”。因为“君贱之”,所以给冯谖的待遇是“食以草具”。众人对冯谖“皆恶之”,认为他是一个“贪而不知足”的人。当孟尝君确定去薛收债的人选时,恰恰是“无好”、“无能”、为“君贱之”的冯谖自告奋勇报了名,这使孟尝君“怪之”。合券收债相当麻烦,非短期所能完成;可是冯谖先日出发,次晨归而求见,所以孟尝君又“怪其疾”。冯谖临行,孟尝君嘱冯谖市“吾家所寡有者”,这是指物质方面。冯谖到薛,“矫命”、“焚券”、“以券赐诸民”,“民称万岁”。谁知冯谖所市乃是孟尝君的政治资本——“义”,但孟尝君未解其意。此又一“怪”。这三“怪”,在刻画冯谖这个不同凡响的策士形象中起到了有力的反衬作用。别人所谓“怪”的,正是冯谖与众不同之处,正是深谋远虑,出“奇”之处。

一年后齐闵王罢了孟尝君的官,孟尝君回到自己的封地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这时孟尝君才明白,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见之。”接着冯谖又以“车五十乘,金五百斤”到梁游说,为孟尝君“凿第二窟”,果然齐闵王又请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谖又至薛为孟尝君建立宗庙,完成了“三窟”。全篇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对比法。先叙冯谖之“贫”,以至“不能自存”;后叙冯谖显贵,“车五十乘,金五十斤”往梁游说,俨然一个外交大使,这是从生活上对比。先叙冯谖“无能”,被众人轻视;后叙冯谖既能“会计”,又能“市义”,既能挟梁以胁齐,又能拒梁以取信于齐,这是从能力方面对比。先叙孟尝君对冯援“市义”不悦;后叙孟尝君受薛地百姓爱戴而得意,这是从孟尝君对冯谖的态度来对比。三“怪”、三“对比”,不仅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使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三)善于运用民间美丽的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进行说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横生,生动活泼,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燕策二·第十二章》说,赵且伐燕,策士苏代为燕昭王去劝止赵惠文王。他见了赵王并不正面提出意见,却讲了一个故事:“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夫得而并禽之。”经过这样一番生动地描绘,然后说明,如果赵、燕相攻,则“强秦之为渔夫也。”赵王听了立即停止攻燕。

《楚策四·第四章》说,楚襄王不听大臣庄辛的劝告,结果被秦军攻下了国都,襄王当了逃亡国君。后来襄王醒悟,召见庄辛,庄辛说了下面一段比喻:“君王就不曾见过晴蜒吗?它六只足,四只翅,飞翔在天空,下可以食蚊蝇,上可以饮甘露,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五尺之童用饴胶在四仞之上捕住它,掉下来被蚂蚁吃掉。蜻蜓算是小的,黄雀也象这样,下可以吃白米,上可以栖茂树,鼓动翅膀,自由飞翔,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却没料到公子王孙左手持弹弓,右手拿弹丸,把它从十仞的高处射下,用它去引诱同类:它们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树林里游散,可日暮却成了桌上佳肴。黄雀算是小的,天鹅也象这样,它们在江海游荡,在池边休息,吞吃黄鳝、鲤鱼,咀嚼菱角、水草,乘风而高飞,翱翔于天空,自以为无忧无虑,与人无争,没料到,猎人准备好黑色的强弓,又拿上带绳的利箭,于百仞的高空,射中而坠落;白天还自由自在地在太空翱翔,晚上却成了锅里的清燉天鹅。天鹅算是小的,蔡圣侯之事也象这样,南游于高丘,北登上巫山,马饮茹溪之水,人食湘江之鱼,左抱幼妾,右搂美女,与其游玩于上蔡之中,而不理国家大事;不料楚灵王兵围蔡国,蔡圣侯却成了阶下死囚。蔡圣侯之事算是小的,君王之事也象这样,左有宠臣州侯,右有宠臣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随从游玩,游乐于云梦之中,而不管天下国家大事;不料穰侯受秦王之命,大将白起攻入楚都,君王做了逃亡国君。”襄王听了大惊失色,浑身发抖。

庄辛连用生动的比喻,从蜻蜒到黄雀,从黄雀到天鹅,都“自以为无患,无与人争”,可以悠游自乐,结果遭到意外的袭击,终于丧生。又从鸟雀推到人事,举出蔡圣侯因逸乐亡国,指出楚襄王遭祸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层层深入,使人惊心动魄,不能不让楚襄王吃惊而发抖。

《战国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谈论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严肃的人生道理时,往往用这种生动活泼的寓言或比喻,不仅增强了说服力,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如“门庭若市”(《齐策一·第十二章》)、“画蛇添足”(《齐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齐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尧”(《齐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补牢”(《楚策四·第四章》)、“惊弓之鸟”(《楚策四·第十章》)、“南辕北辙”(魏策四第十八章)、“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们口头上常用的成语。

战国末期,流传着一些记录纵横家事迹的书,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有的叫短长,有的叫事语,有的叫长书,有的叫修书。这些书一直流传到西汉。西汉司马迁(前145年-前93年?)著《史记》时,曾采录了这些书的一些内容。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前77年-前6年)校书时,把这些书进行了编辑,去其重复,校其脱误,共得三十三篇。刘向以为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战国策》序录),所以定名为《战国策》。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以国别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共三十三篇”。后汉班固(32年-92年)《汉书·艺文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后汉高诱(147年-225年时人)为之注。

隋书经籍志(公元655年成书)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录。《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唐书经籍志著录“《战国策》三十二卷,刘向撰,《战国策》三十二卷高诱注。”唐书艺文志同。

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1034年-1037年成书)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巩(1019年-1083年)“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战国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孙元忠“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进行校勘。“后又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遂为定本。”(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战国策》云:“隋经籍志‘《战国策》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篇,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千余条(按:《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剂向、曾巩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汉书·艺文志》王先谦补注引朱一新曰”今高诱姚宏注本虽分三十三卷,实已缺一篇,盖后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数也。“)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其事异者止五、六条。”(姚宏题)(按。姚宏据曾巩校定本、孙朴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本、无姓名者,又以《春秋后语》参校补注)

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鲍彪引“《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史记·裴注》”以注《战国策》(吴师道序)。

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吴师道据鲍注《战国策》作补、正,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

现在所传者即姚宏校补本及鲍、吴校注本。皆非刘向原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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