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我的这段谎话,他的脸色忽然一亮。
“在美国?您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美国”这个名字仿佛使他陷入沉思之中。我觉得他要拥抱我了,他非常感激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
“在美国?那么说,您认识他那会儿,他正是……正是……的心腹侍者。”
“正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侍者。”
他整个儿的疑团都烟消云散了。
他甚至抓住我的手腕。
“从这儿走。”
他把我拉到左边,顺着围墙走,那里的杂草比较矮,可以想象到那个地方有条老路。
“我很久以来就没有得到弗雷迪的消息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他的绿丝绒衣服好些地方已经磨得露线了,在肩膀、肘部和膝盖上还补了几块皮子。
“您是美国人吗?”
“是的。”
“弗雷迪还从美国给我寄过几张明信片呢。”
“您还保存着吗。”
“那当然。”
我们向宅邸走去。
“您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吗?”他问我。
“从来没有。”
“但您是怎么知道地址的呢?”
“通过克洛德·奥瓦尔·德·吕兹,他是弗雷迪的党兄弟……”
“我不认识。”
我们来到了一幢圆顶侧搂的前面,就是我刚才注意到的这个长排建筑物两端的侧楼中的一幢。我们兜了一圈。他指着一扇小门对我说: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一扇门。”
他打开门锁。我们走了进去。他领我穿过一间黑糊糊、空荡荡的房间,然后顺着走廊朝前走。我们来到了另一间有彩画玻璃的房间,它看起来象个小教堂或者玻璃暖房似的。
“这里是夏天的餐厅,”他对我说。
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张旧沙发,上头的红色天鹅绒已经磨破了,我们就在它上面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点着了。白天的阳光透过彩画坡璃照进来,他一身淡蓝。
我抬起头,看见天花板也是浅蓝色的,上面有几个地方颜色显得更浅,那是云彩吧。他也顺着我的目光在看。
“这天花板和墙壁上的东西,还是弗雷迪涂抹的呢。”
房间里只有一堵刷成绿色的墙,可以看出墙上面有一棵棕搁树,但颜色已经剥落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竭力回忆着我们以前曾在这儿用餐的这间房子里的情况。在天花板上,我漆上蓝天。在绿色的墙壁上,我画上了这棵棕搁树,以增添一点热带的气氛。阳光透过彩画玻璃,把我们的脸照得一片微蓝。那么在当时,都有哪些人呢?
“这是唯一可以进去的房间了,”他对我说,“其它的房门上都贴着封条。”
“为什么?”
“屋子被查封了。”
这句话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