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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5)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先是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出版。接着,在199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9年,《陈伯达传》增加至70万字,分为上、下卷,再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中南海的采访(1)

尊敬的陈云夫人于若木200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我深感沉痛。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自然地关注着他,希望为他写一本书。但是,在陈云生前,除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我曾先后赴陈云青浦老家以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中的“下放”处所……另外,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及陈云的战友。

不过,我只是作写作的准备,并没有着手写作。我曾打算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甚至采访陈云本人,但是,据陈云秘书告知,陈云同志健在的话,几乎不可能出版有关他的生平的书,更不可能为写这样的书接受采访。

陈云秘书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因为这样,直到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之后,我才从上海飞往北京,在中南海采访他的夫人于若木。

我在1978年曾访问过她。当时,她很认真地答复我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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