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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机会不能等(1)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返回目录'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返回目录'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返回目录'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返回目录'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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