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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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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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弗兰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会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证明伟大的进军比大粪要重一些。
但是,人们在这里证明不出任何东西。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还是一动不动。
弗兰茨没有让自己挨枪子,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22
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着无数双隐名的眼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缉,就是这种类型。他习惯了他的读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顿时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将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给他拍照,于是,隐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却多时的公众。
那些极其需要被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的人,组成了第二类。他们是鸡尾酒会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人失去公众时就觉得熄灭了生命之光,而这种情况对几乎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人这一方面,他们能够总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他们和第一类人同样都置身于危险处境,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的空间将进入黑暗。特丽莎和托马斯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说弗兰茨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萨宾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着自己。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西蒙吧(他将会很高兴有一个圣经里的名字,象他父亲一样)。他期望的是托马斯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总是陪他出门的姑娘,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他知道托马斯也住在农村时,激动不己:命运使他们的生活对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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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与西蒙是这部小说的梦想家。与弗兰茨不同,西蒙从不喜欢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在寻找父亲。他愿意相信父亲是某种非义的牺牲品,并以此解释父亲后来施加与他的不义。他从不生父亲的气,从不愿意与那位不断中伤父亲的母亲有什么联合行动。
他在母亲身边一直住到十八岁,完成了中专学业,随后去布拉格续大学。那时的托马斯是个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几个小时,想撞见托马斯,但托马斯从未停下步来跟他说说话。
他与那位大下巴编辑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编辑的命运使他想起了父亲。那编辑从未听说过托马斯,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给忘了。是西蒙向他谈到这篇文章,求他去劝说托马斯在请愿书上签名。编辑同意了,因为他希望为这个他喜欢的孩子做点好事。
无论什么时候,西蒙回想起他与父亲见面的那一天,就为自己当时的怯场而羞愧。父亲不可能喜欢他,在他这一方面,他喜欢父亲。他记得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出这些话是何等正确。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当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经交到他手,耶稣的一句话特别震动了他:“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知道父亲是无宗教信仰者,但从这两段相似的话中,他看到了一种暗示:父亲同意他选定的道路。
大约在他下农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马斯的信,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轻松,一点也不结巴。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约四个月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说托马斯与妻子丧生在一辆货车之下。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说父亲以前的一位情妇住在法国,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极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随着自己的生命,于是间或给她写一些长长的信。
24
萨宾娜不断接到那位悲哀的乡下通信者的来信,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很多信一直没有读过,她对故土的兴趣已越来越少。
那老头死了,萨宾娜迁往西方更远的地方,迁往加利弗尼亚,更远离了自己出生的故国。
她卖画没有什么难处。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写了一份遗嘱,请求把她的尸体火化,骨灰撤入空中。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25
汽车在曼谷旅馆前停下来。人们再也不想主持会议了。他们成群给伙任意去观光,有些出发去寺庙,另一些去妓院。弗兰茨在巴黎大学的朋友建议他们一起过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独处。
他走到街上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着萨宾娜,感到她在看着自己。每当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视,便开始怀疑自己:他从来就不知道萨宾娜想些什么。现在,这种怀疑也使他不舒服。她会嘲弄他么?她把他对她的崇拜视为愚蠢吗?她是想告诉他,现在他该长大了,该把全部身心交给萨宾娜赐给他的情妇吗?
想象那张戴着大圆眼镜的脸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情妇在一起是何等幸福。这一刻,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似乎变得既无意义又可笑。他为什么要来呢?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终于一次亦即永远地发现了,他真实的生活,唯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萨宾娜,还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他终于发现,现实要多于梦境,大大地多于梦境。
突然,一个身影从昏昏夜色中闪出来,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讲了些什么。他朝拦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惊却充满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语气咕咕哝哝。他想要说什么?他象是邀请弗兰茨去一个什么地方,拉着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兰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帮助,也许在他这次来的整个旅途中,他就有某种意识,难道他不是被叫来帮助什么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