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