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引起人们注目的一个课题是战国时代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饥馑、灾害与疫病横行的年代。据学者藤木久志的研究,以公元14oo年代为分界线,将之前的
镰仓、室町幕府时代与之后的战国时代分野,可以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前者的年代生断断续续的饥馑,可以称作“断续型”,而后者中除公元152o年代
的短暂中断期外,基本处于连年的饥荒,被称作“慢性型”。同时,疫病也弥漫于世。(在藤木的研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内容,那就是气候变动对于日本史的影
响,根据菲尔普利兹教授的”海平面曲线”对海平面高度的分析中,气候温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罗得耐斯特海进”于西历111o年左右达到最高点,此时相当
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处于向中世社会演进的初期;而之后海平面逐渐下降,进入海退期(寒冷期),至十五、六世纪(日本的战国时代接近终结)达到最低点,被称
为“帕里亚海退”。)
整个战国时代的战争便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饥馑、灾害与疫病的背景下展开的。战国大名除了倾注精力于国内的复兴外,还将对外扩张的战场演变成地头与百姓们糊口乃至生存的场所。
在这样饥馑、灾害与疫病频的战国时代里,人们不同程度地经历着饥饿的压力。秋收之后经冬天过年,在春天畠作物收获
前有一段难熬的过渡期。若是上一年秋天歉收,乡村之间便会陷入深深的粮食紧张之中;万一遇上不作,百姓只得借钱、借粮以渡过这段艰苦的光景,时常生不得
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妻子与下人以维持基本生存的事情。
对于室町时代这种百姓生活处于危机重重的过渡期,学者田村宪美在关于中世人群生活状况的研究中有比较深刻的剖析。他
在对《下总国本土寺过去帐》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果:中世后期人们的死期主要集中在早春至初夏(旧历一月至四月),而初秋至冬季这段期间死亡人数便会减
少许多。这段集中的死亡期间与前面所谓的过渡期基本吻合。
因此,战国大名往往以对外侵略战争来克服领国内的饥馑、灾害与疫病。根据动机不同,可以将战国时代的战争分成两
类:1)挑选适当时机动对敌国的有计划战争,与2)在水稻成熟、收获期和冬季农闲期或春夏之交的过渡期动的掠夺战争。当然,即便是后者的掠夺战争也包
含着很大打击敌国、扩张领土的战略考虑,但是可以现此时期战争的动因决不仅仅是单纯的战略需要了。以下,将通过对甲斐的武田信玄与越后的上杉谦信出兵的
时期分析,浅谈一下战国时代天灾等给动战争带来的影响。
前述的藤木久志在对上杉谦信对外战争的时机分析中指出,在出兵北6对一向宗等势力动攻势、对武田信玄动的北信浓
攻略中,并没有明显的规律。而在对北条氏的关东出兵中,却存在明显的两种模式:1)冬季越山(三国峠),在关东过年,春夏归国,与2)秋冬季越山后于当年
内归国(参见下表《上杉谦信关东出阵越年表》)。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对北6与北信浓的出兵时机选择上,谦信很大程度上受敌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影响,没有一定
的倾向性。但在谦信自己组织的战争中却可以现关于这个过渡期对其决定出兵时机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即第一种模式可以乘敌方出于粮食短缺期,死亡率高的时期
出兵,增加自己的胜算;第二种模式则主要靠掠夺到了成熟、收割期的稻米以充实己方,相应削弱敌人。
《上杉谦信秋冬出阵关东越年表》(参考网站“战国武鉴”)
永禄三年(156o)五月,初次出兵关东,于厩桥城越年。至第二年(永禄四年)三月,包围小田原城,闰三月,于鹤冈八幡宫拜领关东管领,改名上杉政虎。
永禄四年十一月,出阵关东,在武藏生山与北条氏康交战,于厩桥城越年。
永禄五年十一月,出阵关东,于沼田城越年。
永禄六年十月,出阵关东,于厩桥城越年。
永禄七年十月,出阵关东,攻略唐泽山城,当年归国。
永禄八年十一月,出阵关东,越年。
永禄九年十一月,出阵关东,于沼田城越年。
永禄十二年十一月,出阵关东,入沼田城,催促关东诸将参阵,并于关东越年。第二年(元龟元年)四月归春日山城。
(此外,天正二年一月与天正六年一月,谦信两次布关公出阵令,随即出兵关东,但因为没有越年,所以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还有元龟二年(1571)十二月,上杉势为攻略武田信玄属城石仓城,入关东厩桥城越年,虽不是针对北条,但也符合上述规律。)
虽然上杉谦信出兵北信浓具有很强的针对武田信玄出兵的倾向性,,我们还是可以整理出上杉军的川中岛出阵与北信浓农作
物的收获期之间存在着连动关系:第一次川中岛合战(天文二十二年,1553,八月~九月),第二次川中岛合战(天文二十四年,1555,七月~闰十月),
第三次川中岛合战(弘治三年,1557,四月~八月),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永禄四年,1561,八月~九月),第五次川中岛合战(永禄七年,1564,七
月~十月)。基本上都生于秋冬之交,与稻谷成熟、收获期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