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部分（第1页）

序言（1）

“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约翰·布鲁克斯这样结束了他关于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著名专著。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预言的结局。在华尔街时代，关于华尔街的书一本本不断涌现。自《沸腾的岁月》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关于华尔街的书可以填满一座小型图书馆。仅仅是过去数年，我就收到过许多关于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著作的手稿、大纲或出版意向书。一个名叫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的华尔街三流经纪商都发表了一本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自传，取名《投机客养成教育》（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然后很快在投机中弄丢了饭碗。现如今，没有哪本关于钱的书会被出版商认为微不足道，或者构思糟糕。

布鲁克斯本人对这种状况也负有一定责任。他正是率先证明了一个门外汉也能进入华尔街，写出翔实的长篇故事，并让仅受过一般教育、基本上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也能看懂它的记者之一。《沸腾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书。

关于华尔街的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那就是读完后你会掩卷叹息，对自己说，事物的变化越多，就越会保持不变。［或者像布鲁克斯毫无疑问会对他的《纽约客》（New　Yorker）的老读者们说的，“越变，越没变”。］在本书中，有大量让你产生如此感想的描述。当股票市场一路飙升时，一些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潮观察家所熟悉的角色登上舞台。继60年代富达基金（Fidelity）的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之后，有了90年代富达基金的杰夫·维尼克（Jeff　Vinik）。在索然离群的对冲基金经理A·W·琼斯（A。　W。　Jones）之后，人们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在6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之后，是9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布鲁克斯写道：“在商业禀性根深蒂固的美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不论精神上的还是操作上的，使人们能够眼看着竞争者攥取新的生意而自己不去抓住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宁愿在一片混乱中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意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

但对约翰·布鲁克斯今天的读者们来说，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与60年代市场的不同。比如，在布鲁克斯的书中没有能与今天的科技股票真正对应的东西。没有国外市场，没有债券，甚至基本上没有计算机。另一方面，所有那些在今天关于华尔街的著作中不值一提的白人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及国会—在布鲁克斯的书中却彰显了它们的作用。

下面谈谈本书的道德问题。《沸腾的岁月》从道德角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罗斯·佩罗（Ross　Perot）一天损失了亿美元；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妄想—当然远远不敢真的尝试—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埃迪·吉尔伯特（Eddie　Gilbert）诱骗一些富人投资于他运营不佳的投机企业，最后同其他市场失败者一样消失于巴西。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温顺啊！至少对于我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让人吃惊的能力。很明显，作者认为他笔下的人物处于没有止尽的堕落和救赎的循环中。但当代的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谁堕落了，以及为什么他需要救赎。在本书的故事中，道德至少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沸腾的岁月》一书最令人奇怪的特点：它的基调。通过那些可爱的、成分复杂的长句子，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作者的眉毛弯成的漂亮曲线，布鲁克斯似乎可以感到，你，温柔的读者，是一个满腹学识、本能地反对这些……投机者……的人。布鲁克斯的声音，首先是老派堡垒的声音。布鲁克斯想象他正在对话的读者，正是在过去30年从金融世界消失的轰动一时的角色。现在，华尔街有谁会对投机大惊小怪？谁会反对大公司收购？没有人，或者，即使有，此人也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以至于股市的消息绝不会传入他的耳朵。

最后，《沸腾的岁月》是一本不应该以阅读其他华尔街经典著作的方式阅读的书。你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寻找当前在过去的影子。你读它是因为它对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事物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果说布鲁克斯的老派堡垒的终结将意味着华尔街的终结的观点使他偶尔错误地看待了事物的话，至少他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犯错。“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他在本书即将结尾时写道，“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将把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性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

这一描述完全正确，但预言却大错特错了。在短短25年时间里，华尔街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观世界。

序言（2）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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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戏剧高潮（1）

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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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2日，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亨利·罗斯·佩罗（Henry　Ross　Perot）正值40岁。尽管已是美国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但在富人阶层他仍是新人，还没能登上《普尔工商名录》（Poor誷　Register），只是刚刚在《美国名人录》（Who誷　Who　in　America）首次露面。只有他家乡的少数人听说过他。许多在飞机上碰巧坐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发觉他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是有趣。他身高勉强有5英尺半，眼神天真而率直，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鹰勾鼻子，一口得克萨斯东部山区口音，留着网球草坪般的海员短发，喜欢滔滔不绝，对爱国主义和童子军一类的事情抱有热情。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不错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做着推销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佩罗身上发生了美国金融史，甚至西方金融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这件划时代的事不能说是值得羡慕，但肯定值得人们记住。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不仅在数字上，而且在实际购买力上超过了J·P·摩根（J。　Pierpont　Morgan）1913年去世时的全部家产。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这还可能是工业革命使得私人能够大量积累财富以来，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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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地球日。环境问题最近已经成为全美的热点，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一群在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领导下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把4月22日选做全美致力于消除一切污染的日子。（像罗斯·佩罗这样在股票市场上攫取大量账面利润的人也被视为某种污染吗？很有可能。）在华盛顿的内务部大厦前，1　200名年轻人边游行边大喊：“远离石油！”“停止污染！”抗议政府给石油生产商的合约，因为他们的经营被认为带来了污染。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举行了多达25　000人参加的反污染###（后来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对此进行了监视）。在明尼苏达州的布卢明顿市，前副总统汉弗莱督促联合国建立环境机构，抗击全球污染，而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Birch　Bayh）号召建立国家机构来“像征服太空那样征服污染”。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是位真正的环境主义英雄，很快就因为他的环境观点被职业杀手杀害了，而当时他正在他的家乡阿拉斯加州接受英雄般的欢迎。在纽约，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群心情愉快的人在没有机动车的第五大道上欢呼；在第17大街，人们从长达一个街区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纯净的空气”；如此等等，整个公众的舆论炮火顷刻间转向了一个政客们所不熟悉的方向。同一天，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间接提到尼克松总统不愿成为第一个输掉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的声明之后，评论道：“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输掉一个星球的美国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和情绪抵抗着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发生在4月的最强的灰色情绪。对梅莱大屠杀①　的揭露就在5个月前；就在同一天，4月22日，在纽黑文市即将发生支持黑豹党②　的骚乱性冲突，并将很快蔓延到东北部所有大学；骇人听闻的美军入侵柬埔寨就在8天之后，而国民警卫队杀害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案就发生在12天之后。这一波灰色情绪，与越来越近的全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起，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恐慌。虽然这次恐慌远远没有超过1929年10月的地步，但在很多方面已与之相似。1969年全年，道琼斯普通股工业平均指数几乎一直在下跌。进入1970年，继前三个月坚守阵地之后，道琼斯指数陷入严重的溃败，至4月22日已比16个月前的高峰时期下跌235点。更糟糕的是，道琼斯指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利率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让新的房屋建设和工业扩张变得不现实。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困境，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华尔街一百多家经纪公司面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虽然在建立之时，是由被认为能够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但现在，它真实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一个更好的例证是，到1970年5月，一个包含一股纽约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领导1967年和1968年市场潮流的市场宠儿—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商、引领技术的电子公司、特许经营企业—从巅峰陡然滑落。它们不是像道琼斯指数一样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这就是1929年的征候，它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而这种萧条不仅仅由绝望情绪导致，而是由各种经济因素促成的，因此，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萧条。

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Proust），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

第一章　戏剧高潮（2）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界的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盘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发生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保护作用。而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然后市场进入更加大胆投机的时期。这两次，都有急于尽可能利用大众对普通股永不饱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现金建立摇摇欲坠的庞大投机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做联合企业。两次都出现了市场操纵者，公众却奉他们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被公众赋予预知未来股票价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尔（Jesse　L。　Livermore）。

这两次，都有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市场操纵者被称为联营基金经理，到了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报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显是不公平的，公众却没有对其表现出异议，只要能从中赚钱就行。）这两次，华尔街的边缘领域都出现了道德松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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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