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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1页)

那就紧接着讲宋代。

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占据行政高位。这种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表面上,即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

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

这确实也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但是,我们在钦佩之余也应该明白,一个历时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与民族社稷之间的军事征战相比,文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深厚得多、丰富得多。

因此,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一下子远远地高过于王安石、司马光,当然也高过于比他晚得多的陆游、辛弃疾。他的这个转变,我曾在《黄州突围》中有详细描述。说他“突围”,不仅仅是指他突破文坛小人的围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场价值体系。因此,他的突围,也是文化本体的突围。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我写道,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

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词作、散文、书法三项,皆可雄视千年。苏东坡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

回顾我们前面说过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爱不足。从屈原、司马迁到陶渊明,都是如此。他们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们可爱吗?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太有威慑力,当然挨不到可爱的边儿。魏晋名士中有不少人应该是可爱的,但又过于怪异、过于固执、过于孤傲,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背影,却很难与他们随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为首的很多诗人一定可爱,但那时诗风浩荡,一切惊喜、感叹都凝聚成了众人瞩目的审美典范,而典范总会少了可爱。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怀,也还缺少寻常形态。

谁知到宋代出了一个那么有体温、有表情的苏东坡,构成了一系列对比。不管是久远的历史、辽阔的天宇、个人的苦恼,到他笔下都有了一种美好的诚实,让读到的每个人都能产生感应。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因此,苏东坡是珍罕的奇迹。

把苏东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顿妥当之后,宋代文学的排序,第二名是辛弃疾,第三名是陆游,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弃疾和陆游,除了前面所说的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的完整生命。这种生命,使兵荒马乱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堕。在孟子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以前蔡琰曾写出过让人动容的女性呼号,但李清照不是呼号,只是气息,因此更有普遍价值。

李清照的气息,又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在民族灾难的前沿,她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就其金石般的坚硬度而言,我还没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诗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这说明,她既是中国文脉中的一种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她离屈原,并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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