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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再回首－－－改革与我（第2页）

我家因为都是本地人，妈妈还在本地工作，申请安排在最后一批搬迁，也就是1994年底才搬到南昌。

印刷厂因为改革和市场化经营的原因，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让父亲头疼不已，最终放弃好不容易的副厂长位置，回到勘探部门继续做勘查工程师。

而母亲这边也因为承包的店面被外面蓬勃发展的个体户们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力导致收入大幅下滑。综合考虑下，主动下岗跟着父亲来到南昌，做起了全职主妇。

于是，我大学那几年成了除父母结婚后没有正式工作那段时间外我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到南昌后，单位虽然分房子，但自己还要付几万块买下；我又开始上大学了，学费和生活费要支出；那几年，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相继生病过世，各方面都需要钱。而父亲刚做回勘查工程师，只有死工资；母亲没工作了，没收入了；加上南昌消费又比老家高等等各种因素叠加，那几年真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好强的母亲甚至跑到旁边的工地上去做小工补贴家用。而我在学校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过得很辛苦，和高中大手大脚花钱真是天壤之别。

因为父母传统观念和眼界的局限，他们为我报大学志愿时毫不犹豫了选择了系统内的学校，图的就是毕业后有工作分配，不用再操心去找工作了。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面对外企、民企的激烈竞争，国企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问题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到1997年底，全国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的有6599家，亏损总额达到666亿元。光靠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或推广承包责任制，已无济于事，这一切都说明，产权改革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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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企进一步改革导致的工人下岗现象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但重要还只是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这种形势在1998年越演越烈，终于演变为着名的“下岗潮”。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2年，中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达到2800多万人，占当时城镇就业人口的近20%。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加起来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

而我很不幸地也沦为了其中的一员。只不过和那些工作很长时间的工人不一样的是，我毕业报到后没上一天班，就下岗了。说惨也真惨，为了这个工作，选择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父亲牺牲了调动机会，结果谁料想刚毕业就下岗了，啥好处都没捞到。

但是时过境迁后，偶尔回头想想，又有些庆幸好在我没上一天班，因此没染上那些不好的风气，否则外出打工，可能很快就受不了那些苦了。

虽然我下岗了，南下深圳打工去了，但是家里的生活却逐渐地好起来了。

“国企三年脱困行动（1998-2000年）”结束后的2001年，中国便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从此步入快车道。国企下岗潮为南方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熟练工人，失业率也随之大幅下降。国企也因此摆脱了各种包袱，轻装重新上阵。

父亲的勘测队因为改革的原因也有了自主权，市场化运营，可以自主接外面市场上的活了。那时广东省土地开发热火朝天的，活多钱多时间长，因此那几年父亲基本都在广东工作。

2002年时，离我最近，来到了深圳的南山村。我得知后开心不已，周末坐了两小时的公交车跑去探望他。那时的南山村和乡下没什么区别（每次说到这里，就真后悔那时没开始买房）。父亲和同事们占据了一栋农民房的一楼。那时少有空调，天气又热又闷，大家都光着膀子。看到我来，都很不好意思地穿好衣服。看着他们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不由地心疼起他来。然而我不知道的是，他其实也同样在心疼着我。

毕业下岗来到深圳打工后，我很少再去关心单位的事情了。但因为家里还住在单位家属大院，父亲也还在上班，因此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是能第一时间知道。期间就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有天母亲打电话说，单位通知我，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清理下岗的职工。如果愿意彻底从单位离开的人，单位将给予3。88万元买断工龄。

我当时一听就想：这么好的事情，反正我从下岗以来就没得到啥好处，现在有钱拿，多好呀！彻底断了，钱也可以用来买房子，我也能把户口转深圳了。老公对国企没有太多的了解，由着我自己做主。

但是父母们商量了一晚上，觉得还是不要买断了。劝我说：你也不缺那个钱，反正现在保留工作又不需要出什么钱，就维持现状吧。谁知道以后得事情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他们也见过不少了。

我虽然有点失望，但也觉得并无太多所谓。因为那时工资还不错，远比在单位上班的职工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倒也不缺那点钱。而这个工作是父母争来的，特别是父亲为此还错失了调去国土局的机会，那就由着他们吧。

下岗无收入十几年后，五十岁的母亲也终于可以退休了。在这十几年里，各地的供销社因为内部活力不足，体制僵化，外界压力等各种原因大幅亏损。只好有样学样，学着国企改革“下岗”了大部分的供销社职工们。而且因为不为他们缴纳社保，导致不少人在退休之前还要补缴几万的社保金，才能在退休后领到一两千块的退休金。

2008年，我的父亲因为属于特殊工种，提前五年退休了。又因为人人称赞的技术，被一家国有开发区返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在外面买了更大更好的商品房，全家因此搬离了单位。

从此关于单位的消息，他们也只是道听途说了，只言片语的，不甚了解。我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们也失去了联系，也就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了。

父亲离世时，单位操持着办完了追悼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十多年未见的那些叔叔阿姨们，我记忆中的他们还是中年模样，再见时都也老了。还见到了一些只听过名字但从来没见过的单位领导。他们也许参加过太多这样的追悼会，程序化地走着流程，熟练地安慰着我们，认真但却很疏远。

而我在1998年毕业到2019年这二十一年在深圳打工期间里，先后经历了港资工厂，私企企业，外企IT公司和港资IT公司的各种洗礼。虽说受了不少苦，但是因为长辈安排的计算机专业，刚好赶上了国家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好时代，也算是获得了一些收获。

2019年，因为中美冲突，被外企扫地出门后，成了“惊弓之鸟”。而且近十年来越来越刺激的职场“内卷”，加上“疫情”那几年和之后的经济下滑，大家发现还是进入体制内才能够“旱涝保收”。考公考编愈发竞争激烈，经常可以看到几百人争一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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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左挑右选，又因为自己是国企出来的人，于是抱着“稳定干到退休”的心态，选择了最后这样所谓的“国企”公司。

这家公司原来是深圳高速发展时期隶属交通口的一个事业单位。成立十年后国企组织改革时期，它也由事业单位通过划转改制的方式成为了一家国有企业。又在十年后，经国企改制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并在五年后成功上市。

在这家公司身上，我小小窥见了所谓的“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和国企上市的那些猫腻。公司的那些做事风格，各种人情世故和领导作风等等也都符合我对“国企”的一贯印象，经常能让我回想起以前单位里发生的相似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深圳，被各种主义深深浸淫和洗礼过，那些对待员工的无耻手段，尤其是对待我的那些手段，却真对不住他们到处扯牛皮唱大戏的“国企”二字。

而我在南昌的那个单位，近十年里不断地被兼并，最后被兼并到了一个名字很大气，但是又感觉没啥关系的部门里面。

但不管归属部门如何变动，单位的那些职工工作都很稳定，收入和福利也“与时俱进”。跟我同年入职的那些人不是职位上升了几级，就是职称上升到了副高或是正高，而且基本都分到了一套房子和购买了一套单位牵头建的低价房子。找个系统内外的另一半，安稳地过着小日子。

所以没工作后，我时不时地会在心里假设：“如果不是下岗潮，或是我找找人回去上班，我要是一直在单位，现在是不是过得也挺滋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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