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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第十章（第1页）

牛皮穆萨与杠头乌甫尔大战

挥动钐镰

英雄的劳动场面

和煦的春风在田野上回荡，在地头渠边、在路口桥旁、在每一座院落和房屋里，它们融化了最后的冰雪，吹开了一朵朵的玫瑰，催促着庄稼和树木的生长……

当伊力哈穆给阿西穆刷墙的时候，同时又有多少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在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细致入微地做着思想工作；他们推开这一家的门，又拉住了那个人的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娓娓动听的话语，他们的关切的目光和坚毅镇定的举止驱散了人们心头上或有的阴云，温暖了一颗颗善良却难免粗疏和软弱的心，构成了一道道平凡却也是稳妥的堤防，在恶浪浊水面前，素常一样地存在着、阻挡着。

吐尔逊贝薇的工作方法是别具一格的。分工她负责去动员几个无故不上工的妇女。中午，她组织了七八个八九岁的小娃娃，给他们明确了任务，进行了速成训练。然后，她系紧头巾，挽起袖子，挺起胸膛，带上排得整整齐齐的娃娃们，开赴一家又一家。到了那里，她先指挥着孩子们给扫扫地，拾掇拾掇院子。他们的工作对象——那个无故不上工的女主人又是惊奇，又是表示感激，又怕孩子们弄坏了东西，急得哇哇乱叫。这时，孩子们排成队，由领头的孩子朗诵道：

“大妈大妈您为什么不下地？不劳动哪儿来的小麦、玉米！”

然后大家和道：

“好大妈，亲大妈，我们的勤劳的大妈，请快去上工吧！快去上工吧！快去……”

虽然孩子不算多，喊叫的声音却是震耳欲聋。

遇到工作对象年龄不算太大的时候，他们就把“大妈”换成大姐。吐尔逊贝薇知道，越是这些不爱劳动的妇女，越是讨厌别人过早地称她们作“大娘”“老婆子”。遇到孩子们说得不太清楚，吐尔逊贝薇就自己出马重复一遍，而如果孩子们忘了该说什么，吐尔逊贝薇就当着听众（应该说是听者，因为往往只有一个人）的面提词。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直到听者做出了一两天之内尽快地去下地劳动的保证为止。

艾拜杜拉这天中午破例来到了桥头。在通往庄子的路上，跨过沿公路的主渠，修了一座木桥，木桥两边的栏杆，修得宽宽的，好像两排长椅，确实也是为了给人们坐的。新疆农村修桥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桥梁的两方面的职能，即交通上的职能和公共休闲场所方面的职能。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的男青年，最喜欢靠在、坐在桥栏杆上休息。在这里可以晒太阳、吹风、得清凉、“吃空气”、吸烟、听流水声。更主要的是看过往的行人，其中特别是过往的姑娘和年轻媳妇们。他们常常对这些过路的女人评头论足，引起一阵阵哄笑。说实在的，他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流氓，他们的笑话也说不上猥亵下流（真正的流氓并不到这里来说笑话），他们不过是有些散漫，缺乏政治觉悟和组织性、而又都喜欢卖弄自己的贫嘴呱哒舌而已。

根据早上碰头会的决定，艾拜杜拉一方面是硬着头皮，一方面又是忍住笑来到了这里。他招呼道：“伙计们，来吧，我给你们念一段故事！”他掏出了一本小册子，他念得非常之好，抑扬顿挫，又清楚，又流畅，又有感情，在桥上消磨时间的几个小伙子凑了过来。开始他们有点纳闷，他们不知道艾拜杜拉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怕艾拜杜拉把他们教训、甚至骂上一顿，再说论打架他们几个人加在一起也不是艾拜杜拉的对手。及至听到艾拜杜拉念故事，他们松了一口气，却也更好奇了，艾拜杜拉念的是欧阳海舍己救人的事迹。念完了，艾拜杜拉说道：“伙计们，人家是人，我们也是人，看，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可你们呢？你们早就超过了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年纪了，你们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安放须卖克婴儿摇床上用来排引小便的木管。，你们吃一顿饭的饭量顶得上半个骆驼，可你们在这儿游荡，你们为什么不下地劳动呢？我知道了，不用解释了，你们昨天去干过活。农忙的时节，怎么能这样？哪怕是一匹马，如果是好马，它也渴望着在战场上驰骋，它绝不愿意整天只是在土里打滚和晒太阳啊，你们难道没看见，没听说，修正主义、反动派、地主坏蛋正在破坏咱们的日子，你们的懒散不是帮了坏人的忙了吗？快把你们浑身的力气，献给公社的土地……”

这个大队最年老的长者是斯拉木。他自己也讲不清自己的年龄，只记得是出生在青杏开始变黄的一个刮大风的日子。巧帕汗外祖母说，在她做姑娘的时候，斯拉木已经开始蓄长须了。他是七队的护林员。从天不亮，他就活动在林带里，中午也不回去。他不但要给树木浇水、松土、涂白，在这个季节，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防止谁的毛驴或者羊只咬啃树皮，五月的树皮，饱含着多少生命的液汁，遇到那种不负责任的主人的讨厌的牲畜，树林就要遭殃！他一面看着树木，一面也看着行人。他认识这一带所有的人，眼皮一撩他就知道哪个人是为了办事而匆匆地走过而哪个人是散散漫漫地浪荡。他叫住每一个他认为是应该叫住的人，给他们讲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胡思乱想，赶紧到地里去把春季的农事搞好，不要怕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这个汉语措词老人觉得说起来拗口、费解，他是怎么认真学习也听不明白，加上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他就更是如入五里雾中。他想起了一个词：球筒子，其实是来自汉语的“取灯子”或“取灯儿”，是南疆一带流行的用来引火的薄木片，他干脆将修正主义叫做取灯主义，后来说快了同时他极力摸索读音的汉语特点，乃变成毬灯儿主义，“不要怕那边的毬灯儿主义……”他振振有词地宣讲，他引起了一片笑声，他不是不懂不是感受不到这里的汉语发音的妙处，他很得意，他知道自己的反修批修的水平有相当的高度了。

还有达吾提铁匠和萨妮尔妇女主任。还有热依穆副队长和他的妻子再娜甫……人们在活动着、讲解着、劝说着、争论着、批驳着。他们一面顽强地、耐心地进行着宣传鼓动，一面注视着、了解着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敌人活动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我们强大的人民政权的喉舌与耳目。

但是，历来比哪个积极分子都要更积极一些的阿卜都热合曼老汉到哪里去了？且慢……

在讲到这一天社队骨干们的平凡而意义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里希提。原来地主马木提和他的儿子依卜拉欣的庄园，修得比较大。解放以后又盖了许多房子。公社化以后单独组建了一个队。在老庄子前面，有一株巨大而古老的胡杨树，小小的圆叶子遮住了一大片阳光，夏天在树荫下开会，可以坐下几百人。树枝上挂着一个美国造的炮弹壳，这还是土改那年工作队带来当钟用的。有些不习惯也不喜欢用数序来称呼地名的人（大部分农民觉得用数字命名——一区、二公社、三队等等——太抽象，他们宁愿用一些非正式的但富有特色和直观性的名字——如一株杨、白商店、坑边等等），提起四队来爱说在那棵胡杨树下面或者在那个炮弹壳下面。四队队长、共产党员乌甫尔，绰号叫“翻翻子”。乌甫尔爱抬杠。其实，他未必比旁人抬扛抬得多，抬则必求弄清底里，决不和稀泥、随风倒。再有，他说话又急又快，说话的音调成抛物线轨迹；就是说，他每讲一段话，不管一句也好，十句也好，开始总是声音又低又小，越说嗓门越大调子越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吵架，等到这段话快结束的时候就又渐弱，一直到零。他肤色黧黑，不逊于印度人，而他说话的时候又习惯于略斜着眼睛，露出了非常显眼的眼白，粉红色的厚嘴唇飞快地颤抖着和运动着，这又增加了几分爱抬杠的印象。农村的人爱给人起绰号，有的绰号反映本质，有的则只反映现象。翻翻子这个绰号对于乌甫尔，既是事出有因的，又是很不确切的。

因为，对于公社对于党，乌甫尔不仅不是翻翻子，而且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地忠诚、实在、说一不二。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那些油滑世故的狐狸们的翻翻子。一九五六年春天，高级社分派乌甫尔去种旱田。他带上一个年轻人，赶上一辆木轮车，套上马匹，拉上犁铧、麦种和草料就去了。所谓旱田，就是指伊犁河谷北面的山坡田。那里地势相当高，无法引渠灌溉，但是土壤肥沃。农民们每年起春去撒上一些春麦或者胡麻种子，八月份去看看，有收成，就去收割，没下雨，也有颗粒无收赔掉种子的情形，一般来说，总还是有点收获的。赶上夏季多雨的好年成，旱田的麦子更是又多又好，磨出面来面筋含量高，和起面团特别有劲儿，最适合做人们爱吃的拉面条。种旱田虽然带有碰运气性质，反映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不发达，但仍然是伊犁粮食耕作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是年年都要抓紧的一项工作。那一年乌甫尔上了山，预计五天完成播种任务，结果因为中间遇雨，到了第五天，没有种完。饲草还有，但人吃的干粮却片馕无存。如果回村取食品，来回路上就要走两天，而且完不成任务回村，这样的事情乌甫尔干不出来。于是乌甫尔和那个青年商量：“算了吧，干脆咱们不回去了，明天也就不吃他那个饭了。抓紧时间，把旱田种完再回去喂肚子、休息。”那个青年见乌甫尔态度坚决，就同意了，谁知饿着肚子干活确实不是个好受的事儿。扛起麦种来还不等迈步脑门上就冒虚汗，嘴里老有一种酸苦的味儿往上翻，见到这种情形，乌甫尔打发小伙伴回村走了，自己却咬紧牙关坚持干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第七天的中午，乌甫尔在胜利完成任务以后，喜滋滋地咧着嘴回到了胡杨树边。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五八年，拖拉机第一次开到这个大队，新当选为队长的乌甫尔得到通知，下午七点拖拉机将开到胡杨树下给四队夜耕。乌甫尔吃过晚饭来到了炮弹壳下，铁牛首次驾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根本不见影子。队上其他干部要来换他休息，他说他和农机站长讲好了是他亲自等候和迎接；可以让他等拖拉机，却不能让拖拉机来了再去找他。他的金发的塔塔尔族妻子莱依拉来叫他回家，他也不理。有人取笑他心眼太死，他不在乎。他等了八个半小时，直到夜三点半，才听见远方传来的突突的拖拉机声。乌甫尔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实在、办事认真、不知疲倦、不怕吃苦的人。

但是今年春天的一件事，乌甫尔确实给人们留下了“翻翻子”的印象。三月底，大队组织各队队长对备耕工作进行检查评比。从早到晚，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队，观察了农机具的准备，种子的选择和处理，渠道整修，畜力准备和田地里施用基肥的情况。晚上，在大队部汇总情况，进行评比，决定流动红旗的归属，七队队长穆萨汇报中说，他们给春耕地每亩上了三千斤基肥。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其他队的水平。而且实际观察的印象，七队地里的肥料就是显得堆大、量多。其他准备工作的情况，各队大致持平，这样，基肥的数量便成了一个突出的评比条件。有人建议把红旗给七队，库图库扎尔同意，穆萨得意洋洋。乌甫尔的白眼珠一翻一翻，始终没有讲话，别人以为他是为了丢了流动红旗而难过，在此之前的几次评比中，红旗都是落在四队手里的。等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乌甫尔说了话，他给七队算了一笔细账：该队春耕土地面积七百二十四亩，每亩地基肥三千斤的话共需肥料二百二十万斤；七队积的肥大宗共有四处：伊犁河沿的羊粪、庄子马厩里的马粪、队部前的马牛粪还有从社员各户家起出来的杂粪，每一堆肥料各有几米高，底盘的直径多少多少米，即使按最大的量计算，加在一起不超过一百万斤。接着，他计算了七队的运输力量，其中包括参加过运肥的社员个人和人力车辆若干，从哪一天开始到眼下为止，每天最多可以运多少，共计最多能够拉运多少。结论是，七队既没有那么多肥料也不可能把那么多肥料运到地里。由此可见，每亩地三千斤的数字是不可信的。他不同意立即将红旗发给穆萨，他建议次日全面检查一下七队的春耕地，因为白天他们看到的只是路边、庄子前的一部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