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犯率可能会高出成年罪犯。
还有一点,就是学校方面了,学校方面工作上错误很大,对学生和社会上接触,好不管理,我还是建议这些学校能封闭尽量封闭一点。
张某在班级里就多次对王某和其他同学是有霸凌行为的,班主任不当回事,任课老师也有过反应,反而被他斥责多管闲事,就因为张某的父亲有点小钱,会给他送礼物。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个提议,建议一些资深的擅长调解纠纷的公安民警兼职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
每个月或者每个学期,对学生进行授课,每周对校内的一些霸凌行为,或者其他可能涉及到违法的苗头的行为,进行及时劝诫和处理。
法制副校长做的决定,视为学校做的处理,而不是公安部门的执法,这样也能给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有一个缓冲沟通的渠道。
因为上次去找王某的时候,如果校方更加配合,可能当时就找到人了,而不是事后找到的尸体。
现在毁掉的是四个家庭,而不只是一个家庭,张某的家里,工厂也彻底办不下去了,被受害人砸了个精光,只能搬到外地去。
那两个小混混,留守儿童,父母甚至不愿意回来,留下爷爷奶奶,也要被别人白眼辱骂。”
洪组长这边,几位副主任委员都在听祁同伟的电话免提,他们心里也很沉重,个个都是做爷爷奶奶的年纪,家里也有年龄相近孩子,对祁同伟的建议,他们还是觉得比较有成效的。
“好,同伟,做的好啊,这个案子你也做的好。
这样,你写一篇报告过来,我来交给人大法制委员会,由这边来协调一些未成年的法案,你还有什么意见,都写进来。”
“好的,洪老师,我明白。”
挂断电话,祁同伟心里也是有些沉重,看着窗外渐渐落下的夕阳,祁同伟打开了日光灯,开始撰写报告。
他的一些想法,一部分在未来后世是有运用的,比如公安民警兼任法治副校长,但是效果并不好,教育部门对公安部门插手学校内部的事情,还是十分抵触。
但这确实是个对校园霸凌震慑的方法,尤其现在这个九零年代,校园霸凌不可谓不可怕,只是这个年代的人,心理承受力更强,皮糙肉厚的,外部经济发展又迅猛,生活还算有点希望。
而这个年代,社会上小混混对校园内的侵蚀,远比后来要严重的多,学校还没有封闭的概念,一些社会人士随意进出校园,对心智未成熟的学生进行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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