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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