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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孙可望（第1页）

在重庆休息了几日，朱媺娖罕见的得到自甲申以后难得的安宁时光。不需要思考什么未来什么明清局势什么四川乱局，仿佛那些纷扰一扫而空，可事实就在那里，是无法逃避的，她还是要爬起来，面对这些腥风血雨。

李来亨天天派人来确定朱媺娖的情况，朱媺娖把他和曾英赶去收拢四川的败兵，而她自己也要跟着西营转移，这也是所谓的“亲送你们去遵义”。

遵义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大部队的转移并非那么容易，而且西营的势力也从未深入到贵州一境，难免会遇到南明势力的阻隔。

不过朱媺娖本人还是管用的，靠着一路刷脸——虽然整个贵州没有认识的——刷身份，他们还是转移到了遵义。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没有能力独揽大权，朱媺娖也不想让他独揽大权。于是当孙可望小心翼翼提出当以自己为首的时候，并希望得到朱媺娖支持的时候，朱媺娖反问他西营是否皆同意之时，孙可望诺诺不敢言。

至少李定国是不同意孙可望为先，所以面对西营何人为首这个问题的时候，朱媺娖还是抛出了“四将军共坐”这一体制，不过是将“暂代云贵总督”给了孙可望，另外几位挂了将军印作为安抚。这个结果赢得了西营大部分的同意，朱媺娖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朱媺娖就不能再送他们了，据说吕大器赶来了，她必须赶回去处理四川的乱局。

“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朱媺娖看着亲自来送别的西营四子，细细叮嘱到：“我写给黔国公的书信就麻烦你们去送，现如今这个情况，我相信黔国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她当着这四位的面亲手写下给黔国公的书信，里面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他们四位都清清楚楚，接着盖下自己的私印，还专门安排来自云南的赵印选来说明情况。

“我等自当尽心竭力为殿下分忧。”他们口里虽然说着让朱媺娖放心的话，可她就没有半点放心的意思，她不清楚云南是否会如同历史一样降后打着明朝的旗号再次起兵，但她别无他法。

“我所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些。”朱媺娖深深凝望着面前躬身下拜的西营四子，“答应我一件事。”朱媺娖突然伸出手一个个握住艾能奇、刘文秀的手又放下，再抓住李定国的手，侧过来去看向孙可望：“我只希望一件事。”

朱媺娖声泪俱下地深深俯首道：“我只祈求一件事、云贵亦是我大明的百姓，还望各位手下留情，莫要屠城！”

她当然记得刘文秀因屠武定而后悔，这说明屠城对于这些人来说和家常便饭差不多。可为了遏制屠城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朱媺娖只能泪流满面的乞求他们，不要屠城。

“……殿下仁慈。”孙可望沉默一瞬，缓缓开口，接着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朱媺娖握着的李定国看着泪流满面的公主，深吸一口气：“我等自然当牢记殿下教诲，以家国为重。”

“是，当以家国为重。”刘文秀接口道。

朱媺娖感动的抹抹眼泪，然后抓着李定国的手面朝着孙可望，口中说着：“如今天下之所以有胡虏入侵之祸，总不过祸起萧墙之间，同室操戈。卿等本为弟兄，形如一体，当上下齐心，不可置团结于不顾，乃至于亲者痛仇者快。若我华夏齐心，顷刻之间便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诸位切切不可忘记我的话。”

这话看起来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朱媺娖为的是孙可望打李定国板子以后自己作为好人去安抚李定国，争取把李定国拉到这一边来。

当初白文选来请降请封的时候，朱媺娖顺水推舟除了张献忠之外还帮这四位请了伯爵，名号各自不变。

正如历史上西营入主云南昆明之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均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

孙可望虽然以年龄和资历居四人之首，但遵义确定四将军共坐后其他三人也都是军中大将，可以说与孙可望平起平坐。孙可望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借口李定国到演武场后即放炮升帅字旗不尊重自己，下令将李定国打了一顿军棍，以此立威。

此事在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真实性无疑，属《明季南略》的记载最为详细，如是写到：“是时四人并大，各领一军不相下，而艾能奇、李定国兵尤多。可望意欲并之，而兵独弱，恐不能得。先与王尚礼私议。尚礼曰：‘自然应尊大哥为主；但得定北师主无异议，无不从矣’。可望因嘱尚礼往说能奇曰：‘我等兵马虽多，号令不一；若不尊一人为主，恐难以约束。众议欲请公与平东议一人为主。’能奇曰：‘大哥有学问，我等不及，自当尊之。’尚礼复可望，遂传令四月初一日各营兵将同赴演武场尊可望为主。及是日，李定国先到营中，□放炮，将帅字旗扯起。可望与能奇等后至，可望遂问曰：‘我尚未至，谁升帅字旗？’众答曰：‘西府老爷先至，众将不知，照往日例，遂将旗升起。’可望曰：‘军中旧制：主将入营，方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为主，应候我入营，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营，何升旗？目中明无我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刘文秀曰：‘此西府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可望愤不已，尚礼请责旗鼓官赎罪，可望亦不允。定国曰：‘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遂欲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众人多方劝解可望登座发落，可望怒曰：‘必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定国怒曰：‘谁敢打我？’可望曰：‘定国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异日何以约束诸将。’众力劝不已，定国喧哄愈甚。可望怒，欲上马去。白文选从定国后抱持之，曰：‘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于是王尚礼、冯双礼等同将定国按倒于地，特杖□之。杖至五十，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众乃为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为诸将主，于是军中无敢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众在此，而定国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会既散，可望私入定国室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号令不行，众军皆叛，我等何能行！’从此四人虽并肩仍称兄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禀于可望。”（《明季南略》卷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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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季南略》就是各种道听途说的集合，可他们后来的矛盾激化，也说明类似的事情极容易发生。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可从此事中能看出孙可望的野心。这对孙可望来说是机会，对朱媺娖来说也是机会。

刘宗敏东行，忠贞营事实上分裂，西营南下，四川重归明朝，朱媺娖不遗余力建设藩镇的同时，也在努力分化藩镇，如果一个藩镇团结一心，朱媺娖就要重新掂量掂量。以孙可望之内政、李定国之军事，二者合二为一，朱媺娖恐怕要看着他做宋武帝（刘裕）。这是明朝的不幸，也是华夏的幸运，可惜，这终究只是一对义兄弟，交水之战人心向背便能说明一切。

孙可望的内政能力在明末堪称和皇太极共称双雄，历史上遵义后，他主导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假沐天波妻弟的身份，打出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

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黔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也正是这个机会，孙可望展现了他灵活的手腕，民族大义和土地改革共行。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势力，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在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休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手，努力拉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