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